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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权利救济的困境与出路 作为一个专业群体，教师的权利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公民身份；其次，教育法律和其他职业权利赋予的；第三，根据行政部门或者学校的规定，充分利用本合同约定的使用权和其他权利。教师所享有的后两个方面的权利统称为“教师权利”。教师权利受到侵犯时,可寻求的救济途径有行政申诉、行政复议、人事争议仲裁(1)、信访及诉讼五种,但当前我国教师权利被救济的整体水平并不高,实有检讨之必要。 一、 当前，中国教师权利救济 关于当前我国教师权利救济的困境可从如下两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 诉权是与权利两两一体的东西 虽然在当代,对权利救济已呈现多元化,但诉讼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及权利最终救济手段仍属必要,立法者更不会轻易剥夺权利人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正如M·A·顾尔维奇所说:“起诉的能力并不是和权利不相干的,从外部添附到权利身上的东西,而是权利固有的天然属性,权利按照它本来的概念来说就包含通过审判实现自己的可能性———诉权乃是与权利两位一体的东西。”然而在有关教师权利的诉讼救济问题上,则面临如下困境: 1. 法院对人事争议的裁决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中,可作为教师权利行政诉讼救济依据的乃是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的规定,但行政诉讼大门却一直很难开启。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教师提出的相关权利救济请求以职称评定、履职、聘用与辞退等事由居多,而非人身权、财产权纠纷;二是关于学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尚未明确。因而法院在遇有教师与学校之间发生的权利纠纷时会本能性地躲闪与回避。据调查,“从北京市教育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情况来看,许多案件都无法进入诉讼程序,法院因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不予受理的案件比例高达79%。”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3号)为教师权利的诉讼救济开启了民事诉讼的大门,根据其规定,教师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所作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何谓“对仲裁裁决不服”却有不同的理解,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只有当事人对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做出实体裁决不服的,人民法院才受理,也就是说对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做出的不予受理、驳回申请等处理决定是不受理的;也有些法院不论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是否做出实体裁决,只要当事人对裁决不服一概都予以受理。此外,法释13号确定的人事争议受案范围小于1997年《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和2007年《人事争议处理规定》,这意味着并非所有人事争议仲裁案件都可获得诉讼救济。2005年江某诉北京某大学人事争议案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矛盾,案情如下: 江某与北京某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于1999年9月签订了《聘任合同书》,江某被聘任为法律系讲师,聘任期限自1999年9月起至2001年7月止。2000年6月20日,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向江某发出了《解聘通知书》,决定自2000年7月1日起不再聘任江某为法律系讲师,并将江某转到该学校人才交流中心。江某于2000年6月30日向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提出仲裁申请,但仲裁历经近五年时间,2005年2月6日做出仲裁裁决:驳回江某要求撤销北京某大学解除聘任合同决定的请求。江某不服该裁决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审理认定:北京某大学并未解除与江某的聘用关系,只是该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不再聘任江某为法律系讲师,将其转到该校人才交流中心。依据法释13号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而本案江某与北京某大学之间的争议系岗位聘任争议而非人事聘用争议,故该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人事争议范畴。故裁定驳回江某的诉讼请求。 可见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之下,教师的权利诉求能否被法院受理仍然是一个问题,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 2. 关于适用教师人事争议的程序问题 关于教师人事争议案件审判的基本依据就是法释13号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30号),但二者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第一,教师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合理性问题。在全面实施教师聘用制后,教师人事争议往往是围绕聘用合同发生的。由于教师聘用合同条款往往比较简单,如关于违约金、薪酬、福利等条款常是诸如“根据学校或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的概括性规定,这些“相关规定”主要是一些政策性文件或学校内部规章制度等,本身具有行政性质,故教师聘用合同在性质上并非是纯粹的民事合同。那么因此而引发的教师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是否具有合理性是需要探讨的。 第二,裁判依据问题。根据法释13号的规定,学校与教师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