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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民权主义的三民主义革命 马克思说，历史总是两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事件。第一个是悲剧，第二个是悲剧。(P584)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进入了一个巨变的时代,袁世凯也历经从实力派官僚到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再到中华帝国皇帝的两次身份大转变。袁世凯从一个前清汉族官僚一变成为造就民国的功臣,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进步,但对于革命最终结果而言是一场悲剧。当他在革命派的反对声中逐步走上称帝的道路后,最后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唾骂中郁郁而终,这更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从官僚到总统,从总统到皇帝,这只是他两次身份转变的表象。围绕袁世凯身为汉族这一事实进行分析,那么他就只有一个转变,即从满清官僚到汉族大总统或皇帝。或许袁世凯根本就没有什么转变——袁世凯就是袁世凯———转变了的是革命派对他的态度。由最初轻信到最后坚决反对,革命派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那么革命派当初为什么支持袁世凯,最终却极力反对他呢?围绕袁世凯的这两次身份转变和革命派前后矛盾态度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探讨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并揭示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 1 反清复明思想下的对美动员 在辛亥革命宣传和发展过程中,孙中山等人依次提出的革命纲领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统称为“三民主义”,首先提出是“民族主义”革命主张。清朝自入关以来,以少数民族身份统治全国,对汉族实行民族隔离和反向同化政策。马克思认为,落后民族以武力征服先进文化民族的同时也被这种文化所吸引和同化。(P768)满清统治者也是一样,文化方面满族被汉文化所征服,但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汉民族特别是士人被清朝牢牢把控并最终臣服。(P11)当然在这一过程本身也是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挣扎的过程,很多士人一度以明朝遗民自居:“故国之思”,“遗民之痛”,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清初很多加入会党的人都有这种思想,后来只不过潜伏起来了。(P634)辛亥革命就是一个民族意识被重新唤起的过程。反满思想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只要恰当的机会出现,随时可以发芽为复仇的种子。(P111)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宣传“三民主义”,把反满复汉的民族主义摆在第一位,才成功地发动了会党、华侨和留学生。如果革命党人一开始就以民主共和为口号,是很难发动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劳苦民众的。(P112)1894年兴中会成立,第二年举行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美洲鼓吹革命:“予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非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者,每埠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P231)兴中会同志通过会党反复鼓吹革命,才重新唤起华侨的反清复明思想:“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洲之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P232)1904年孙中山加入美洲洪门“致公堂”,并用“三民主义”对其进行改组,黄花岗起义前成立洪门筹款局,加拿大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两埠华侨就曾变卖致公堂物产以支持起义。蔡元培在“孙逸仙先生传略”一文中记述:“美洲华侨多立洪门会馆,洪门会者,自明末清初,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以互助为联结。积久,则满意于互助之益,而革命宗旨,几不复在记忆中。先生与同志多方提醒,而会众始觉,愿受先生指挥”。(P21) 发动会党、华侨如此,发动留学生亦然。1905年8月13日,同盟会成立前一周,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面对上千听众发表演说。开场即谈民族主义:日本文明本来是向中国学习的,但中国已改从满制,所以中国文明不是幼稚而是老迈。(P278)鼓励学生学习并超过日本:“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P282)接着继续鼓吹革命:“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P283)针对立宪派所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孙中山以铁路建设为喻:“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P283)并以檀香山土民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米(美)国黑人皆获自由为例,驳斥立宪派“中国不能共和”是荒谬的。(P283)演讲最后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结束。孙中山这次演讲非常成功,听众“拍手”不断。现场负责记录的陈天华写下了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