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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建构 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冲突使民族国家的身份面临危机。这样，民族传统文化就经常被用作身份认同的象征。一些古老的仪式因此而重焕生机,但传统的重新发明具有多重的意义和动因,本文对其作一粗浅分析。 一、 种天然情感的体验 对文化的定义有许多种,这里不必纠缠于此,但它总之关涉居住在一定区域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交流性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民族,总是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比如其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处事方式,等等,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此也会形成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并往往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与自己不一样的文化。因此,布拉德福德·J·霍尔认为,种族成见的根源是特征归类和人解读世界的愿望。分类是人类意识最基本的品质,没有分类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思维,成见就是这样一种推理形式的延伸,它是很普遍的现象。在这样的成见中,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一种天然情感,它极容易发展成地域优越感和种族中心主义。 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概念就混合了这种最简单直接的乡情。1794年,伟大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的一段文字很优美地表现出认同中自然地方的向心性: 人类所拥有的、仅次于父母对孩子的爱、仅次于这个最强烈的本能,就是对自己国土的热爱,它既是天生的,也是道德的……这种本能使所有的生物都离不开它们的故里,永远都充满对它的回忆。 弗里德曼认为,更大的社会认同的分裂伴随着中心的现代主义的衰落,因此,寻根的渴望被激发。在过去十年中确实一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对文化认同的怀旧。文化认同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并不仅仅只是游戏,而是精神上和社会生存上生死攸关的严肃的策略问题。因此,虽然文化认同是建构的事实,也无法证明其为虚假的或意识形态的。 这样,在当今全球文化的冲击,以及信息快速流动,去中心化、去意义化的文化景观下,对传统文化的追捧不可避免地带上一种怀乡的情怀。但这种乡愁又今非昔比——它比过去通常的样子要更丰富。它已被从双重意义上全球化。它已既具有全球规模的集体性,又以全球性本身为方向。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全球性变迁的变动不居,本身便招致对世俗形式的‘世界秩序’的怀旧,以及对作为家园的世界的某种前望式乡愁。” 二、 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社会 传统的发明并非完全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干预的结果。在当今的文化消费主义时代,商业利益也参与进来,成为传统复兴的重要动因。 我们看到,在许多民族地区,服装、歌舞等等传统文化形式,都被当作商业元素,被整合进了旅游经济之中。即使是在娱乐业这样的文化领域,传统因素也只是商业手段之一。 其实,不只是旅游行业喜欢用传统作为商业号召,在各种对传统进行现代借用的场合,我们都可以发现商业的意味。 而关于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叙事,也不乏经济动因。在各种以国家的名义所进行的动员传统资源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抵抗中,常常可以看到,经济因素其实是最明显的表征,文化不过因其抽象性和号召力而被推上了前台。用我们经常引用的一句话说,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所谓的文化保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是经济保护政策。 这样的商业利益是由国家所保护的媒体的利益。而仅从个人认同的角度来看,那种个人的自发式的带有乡愁般的传统认同,在今天也是与消费至上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罗布森说,与曾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文化政治的一方面具有更多的文化性质(或者说模仿性质)。从政治上推动的乡愁现在被嵌入到一种更具普遍性、漫射性的消费至上主义类型的乡愁之中。现在有着对乡愁的明确需求,当然也存在着对乡愁的大量供应。 这种乡愁的大量供应,正是当今媒介的主要产品。以中国媒体为例,近年大量关于传统文化、传统习俗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媒体的推动下,许多传统仪式开始在实际生活中出现。比如成人礼、毕业拜师礼、着汉服结婚礼,等等。而这些又反过来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新闻。 三、 制造国家认同的现代困境 传统总是与特定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全球化语境的激发下,传统都被贴上了国家的标签,通过对非本民族文化的抵抗策略,而成为了制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这样,现代与传统这一时间关系,中国与西方这一空间关系,都通过传统的认同这一焦点而纠缠在一起,并呈现出种种复杂的面相。 1、 重树传统、塑造民族认同观 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文化即交流”的定义体现了文化与传播的互动实质。文化总是通过各种传播途径进行交流,而文化又总是处于变动不居之中,总是与其它文化不断融合。传统的发明,正是在这样的交流融合过程中进行的。 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传统是一成不变的,许多的节日和仪式消失了,传统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在改变,而新的传统,也无时不在“发明”之中。 发明的意义在于,传统乃是对于过去某些价值观念的选择及其渗透当下性的一种解读。人们正是通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