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的翻译与翻译.docxVIP

《尤利西斯》的翻译与翻译 一、 《尤》的异质和意义 《尤利西斯》是20世纪上最伟大的小说。80年前,即《尤》问世的1922年,该书作者乔伊斯得到一个消息后疾书友人,这个尖嘴猴腮、颇善掩饰情绪的爱尔兰人却在信里丝毫不掩饰他的一脸惊喜:“往北京寄十本!”(Jin,2001:11)这是翻译家金隄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英文译学专著《三叶草与筷子》里边提及的一个有趣的细节。而这篇文字的作者是乔伊斯基金会的雷诺兹夫人。后来我们知道,这十本中国定单里边,至少有一本被当时北大的一个人买走(Ibid.)。 迄今不能确定究竟何人订购了《尤》。北大的那一位,或许有徐志摩,徐志摩的《一封公开信》讲到他在读《尤》(参看志摩《一封公开信》)。金隄猜测可能是辜鸿铭,因辜鸿铭不仅英语了得,而且是个老顽童,没准儿想玩玩这本新奇的书(Jin,2001:15)。另外,我想北大陈西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他是个读书极广、对欧洲文坛颇为关注的人。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茅盾1922年在《小说月报》上曾撰文介绍此书(王友贵,2000:80),这是中国最早介绍《尤》的文字。至于《尤》的汉译,则须等待59个寒暑之后(Jin,200 1:36)②1。《尤》在世界范围的翻译,最早的当属巴黎评论界当时最负盛名的拉尔博(V.Larbaud)的片段选译,选译在全书尚未完成就开始,且获得成功(袁德成,1999:230-1)。而法文全译本7年后出版,参与翻译的还有莫雷尔(A.Morel),是在乔氏直接敦促、帮助下完成的。具有翻译理论意义的是,乔本人对译本感到满意(Jin,2001:36)。《尤》的首个德译本1927年问世,尽管老乔给译者戈耶特(G.Goyert)很多帮助,但书中的误解误译不胜枚举(Ibid.)。乔伊斯本人对其作品的翻译极为重视,若有人请他解释作品意义,他往往避而不答;若有译者请教同样的问题,他却很愿意帮助译者“解决困难”(Jin,2001:7),甚至建议用哪个词更好(乔熟稔欧洲大陆多种语言),哪怕其时手头正在写一部更加复杂的作品。 1 932年,《尤》的日译本由岩波书店出版,这是《尤》在东方第一个译本。 我曾作过一篇文字,全面检讨中国对乔伊斯的译介(王友贵,2000)。不曾料到金隄在他这部新著里也收入一篇长文,《奥得赛之中国之行》(Jin,2001:13-64)。与拙文不同,金文从当事人的角度披露了不少在翻译史和译介学上极有价值的一手材料。如翻译《尤》这样一部“天书”,译家需要怎样的准备?金隄曾西赴牛津,向博大精深的《乔伊斯传》作者、当代最出色的乔伊斯研究家艾尔曼(Richard Ellmann)教授请教;译者西渡太平洋,在弗吉尼亚州的夏罗思韦尔城每周跟乔学家凯罗格(Robert Kellogg)碰头,一边用午餐,一边讨论《尤》里边的种种问题,其中不乏令凯罗格惊讶、头疼、深思的问题;同样,译者还跟另一位乔学家桑顿常在一起讨论、切磋,更不用说在各种学术场合与更广泛的学者讨论哪怕一个最细微的文本问题。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令人不由想起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时期那些佛经翻译的先贤。没想到体现最高翻译精神之皓首穷经,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浮躁喧嚣的20世纪后期也能看到。也许,20世纪与21世纪的一大区别,即在于此。 按照西人说法,《尤》在问世后几十年里,陆续拥有世界各主要语言的译本,惟缺中译本。金隄1980年在袁可嘉先生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的选译,有点像拉尔博最先的试译,而1994年金隄与萧乾、文洁若两个中译本的推出,才算是给这个大圆补上重要的一环,让现代尤利西斯的环球旅行得以完成。这与“往北京寄十本”那一声兴奋的叫喊,相隔了72年。 二、 金—翻译《尤利西斯》:“一字不改”? 乔伊斯对翻译他的作品有个苛刻的要求:“一字不改”(Ellmann,1983:692)。就文学翻译而言,其实所有严肃的作家心头对译家皆作如是期望。问题是能否做到这“一字不改”?熟悉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人,皆知这不可能。那么,它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上有何意义? 蒲伯说,要译荷马,惟有“谦恭地追随荷马”。大凡博大精深之文学经典,若对其细读,一般目的有三,一为赏鉴,二为研究,三为翻译。而其中最“吃力不讨好”者,恐怕首推翻译。因为翻译最不能取巧,译家不惟要字字参透,还须把自己的理解句句示人。头顶这“一字不改”的紧箍咒,则更是要命。金隄初始迟迟不肯承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全本的组稿,除了手头尚有他事,一个主要原因,便在于此。据说70年代末,袁可嘉先生在京城遍请方家译《尤》选段,诺大京城却无人应承(Jin,2001:26)。面对“天书”,若要不发怵,惟有深入文本,咀嚼再咀嚼,谦恭地向“荷马”、向行家请教,以期深入体验乔的小说艺术,透解异常复杂的细节与文字,乃至文字游戏。 但凡与金隄接触过的人,很容易发现金隄是一个固执的人,做事如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