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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户婚》补议 唐朝法律的《婚姻》一文中有一个“婚姻书”的记录。“已婚女性已收到婚姻信，并因私事受到尊重，但60多岁的人已收到婚姻信。”。”疏议曰: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私约,注云: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又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疏议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虽无许婚之言,但受聘财亦是。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男子送聘礼是作为求婚之信物,女子同意男方的求婚,收下聘礼后答以许聘之书。如果女方家中无法答覆许婚之书,也可以用接受聘礼作为替代。总之唐律规定,接受聘礼或答书许讫,都成为婚姻成立的法律形式,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更改婚约者,法律也要干涉这种行为。某女子已经接受了甲的聘礼又更许乙,《唐律疏议》《户婚》篇云:“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这就说明,在公元七世纪时,我国婚姻的确立,己经从习惯法转向有“婚书”的法律形式。 唐朝社会中的“婚书”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唐律疏议》是在高宗永徽四年颁布的。据记载,唐永徽三年全国的户口数是三百八十万。(《唐会要》卷八十四)而早在太宗时,全国文化教育已较前代大为普及。贞观年间京师设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统称为国子学。唐太宗经常到国子学亲自听讲,还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可见当时教育规模是十分宏大的。除京师外,还在东都、州、县设立地方学校,连最下等的县也有几十名学生。拿当时的人口总数与受过教育的人数相比,唐代有文化的人数比例无疑超出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唐代科举发展得很快。武则天时期,参加朝廷应选的,由数千人增加到万人。唐玄宗开元年间,民间的教育已达到“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三》)的局面。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的社会基层,也有大量的识字者。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有文化和财产的官僚地主阶层必然要大肆铺张,以显示其显赫。而农民虽然社会地位低下,经济贫困,但在婚嫁大事上,至少会出钱请私塾先生或四邻中略懂文墨者代写“婚书”,以为凭据,这是可以想象的。只有在人烟稀少的边陲或无法办到的情况下,才以聘礼代替“婚书”,而这些例外唐律中早有明文规定,允许享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从中国历代法律沿革来看,汉朝时婚律还未独立成章,只是在《九章律》的.《户律》中包括婚姻的内容。最早的婚律记载见于公元六世纪下半叶的北周律和北齐律。北周律共二十五篇,婚律例为第五;北齐律共十二篇,婚律例为第三。从婚律出现到唐律的“婚书”只不过五六十年时间。我们知道,从本质上来讲,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表现,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记载和反映。我们举北齐为例,北齐在公元五六四年规定均田制度。据《隋书·食货志》记载“率人一床(一夫一妇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未婚者工半床计)。”在北齐的赋税制度中,已婚和未婚有很大差别。从北齐的均田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七八〇年)实行两税法之前,均田制一直是封建国家主要的生产形式。而建立在均田制上的租庸调是封建政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以一夫一妻为征收单位的婚姻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婚姻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变。在公元六世纪首先出现了专门的婚律篇目,以后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得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关系更加复杂,社会上由婚姻引起的财产纠纷和刑事诉讼日益增多,促使历代婚姻法逐步完善,到了唐代,男女婚姻的成立,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手续——“婚书”,终于出现在唐律中。 综上所述,唐代以“婚书”作为法律依据替代过去的习惯法,在我国婚姻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正是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广泛联系,推动了封建法典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