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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学术地位的回顾与反思 今年2月23日，现代学术和文化大师梁启超宣布成立140周年。梁启超56岁不幸因病去世, 然而他度过的却是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的一生。他22岁就同康有为一起发动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 23岁就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 至其逝世前, 重病住院仍著述不辍。其遗著《饮冰室合集》达四十册, 总字数达1 400万字左右。其著述涉及史学、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民族、宗教、法律、教育、伦理等异常广阔的领域, 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梁启超的成就得到很多同时代人和后人的赞誉, 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客观情况又是复杂的。由于梁启超著述宏富, 领域广阔, 要对其思想和学术作全面、中肯的评价, 殊非易事。加上, 梁氏所处的时代是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 即他常称的“过渡时代”, 新的进步的东西, 和旧的落后的东西相杂陈, 有时是纠缠在一起, 不易别拣。梁氏本人又爱讲真话, 常解剖自己, 坦陈自己的弱点, “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本来时代变化迅速, 他又极勇于接受新思想, 因而改变原先看法。这样容易授人以柄, 把他视为“浅尝多变”。由于上述原因, 对梁启超历史地位的评价, 实际上存在较大分歧。比较典型的是梁漱溟先生的言论。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 梁漱溟写有《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 一方面, 称誉梁启超的主要成就“在迎接新世运, 开出新潮流, 撼动全国人心, 造成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任公无论治事和行文, 正如韩信将兵, 多多益善, 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另一方面, 他又说梁启超的贡献主要在事功, 不在学术, “学术上的成就, 量过于质”1。 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 人们看到, 多家出版社争相重印梁启超著作的单行本, 且一再畅销, 报刊上的学术论文对梁氏的言论引用最多, 有关研究梁启超思想和学术某一方面的专著和博士论文接踵而出。这恰恰证明, 历经一个世纪左右岁月的考验, 梁启超的著作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是, 在有的评论近代学术史的论著中, 却时能见到有的研究者突出王国维、胡适、钱穆等学者的贡献, 而隐含将梁启超列在次一等地位的用意。 笔者认为, 要恰当评价梁启超的历史地位, 需特别注重其对近代学术文化发展关系重大的成就。这就是: (一) 开启近代学术的新潮流, 推动学术格局的根本变化; (二) 提供了近代学术的新范式; (三) 恢宏与专精二者兼擅, 晚年撰成了多部传世之作。通过剖析这三项, 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得出“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文化杰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的结论。 一、 观新史学,推动人类进化 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一文, 是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公认的宣告20世纪学术新时代到来的响彻大地的春雷。 何以《新史学》如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 它在中国社会和学术跨入近代的关键时刻, 划清了新时代史学与旧时代史学在历史观指导上、在著史的目的和内容上彼此的界限。历史观是人们观察历史总的指导思想, 是关于历史演进的总特征, 关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 关于历史进程的动因等根本问题的基本看法。历史演进的阶段发生质的变化了, 历史观也必然要产生质的飞跃。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学虽号称发达, 但千百年来, 封建思想严重阻碍了史家创造性的发展, 致使历代撰史者墨守成规, 不求变革。“《史记》以后, 二十一部, 皆刻画《史记》, 《通典》以后, 而八部皆摹仿《通典》, 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梁启超分析造成这种因袭模仿痼疾的根由, 一是因为专制统治者的钳制, 使旧史家唯恐触犯朝廷;二是因国民意识的不发达, 以致“认为历史是朝廷所专有物, 舍朝廷外更无记载”。旧史家不懂得史学的可贵, 乃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 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他们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的影响, 不去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 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 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 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 甚至人至上千, 卷次数百, “如海岸之石, 乱堆错落”。读史者更无法明白事件、人物之间的关系, 不了解历史演进之内在的原因。 梁启超切中要害地指出, 造成旧史陈腐落后的根源, 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盖从来作史者, 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夫所贵乎史者, 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 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 旧史界却“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由此而造成旧史“四蔽”、“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致使二十四史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