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与《本朝月令》比较研究.docxVIP

《礼记月令》与《本朝月令》比较研究 关于《礼记》的起源和完成时代有很多讨论，但可以假定汉代以前。《礼记·月令》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序,每季分别配以“孟仲季”之名,乃成十二个月,按月之先后顺序逐月叙述,每月所围绕的叙述主题大致相同,并且每个季度之内某些主题在内容叙述上也完全一致。《本朝月令》现被收归为日本《群书类从》卷第八十一,为日本惟宗公方于平安时代末所撰。从纯文本材料来看,《本朝月令》叙述内容以祭事为主,兼及国家一些不同方面的政事;也按月份顺序逐月记载,每月含有数个已命名的主题,每个主题之相关内容皆通过陈列多种文献的不同记载来叙说。《礼记·月令》和《本朝月令》同属月令文化系统,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同异,可以看出两者所分别反映的中日两国的月令文化各有特点:中国的月令文化具有“原生性”,日本的月令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移植性”。 一、 月令与月令在内容上的不同 从表达方式来看,《本朝月令》原本残缺,只存有四月、五月、六月的记载,其他月份之事阙如,而《礼记·月令》却记全了十二个月之事;《礼记·月令》对四月、五月、六月分别冠以“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之名,而《本朝月令》却直呼“四月、五月、六月”。此外,《礼记·月令》的叙述只记至月份,不具体到日(文本内使用的十天干纪日具有流动性,并不为确定的时日);而《本朝月令》记事则具体到某月某日,如《四月》“上卯日大神祭事”、“八日灌佛事”等。由此可见,两者虽然同按月份顺序逐条记事,但两者在月份名称的使用、具体时日的记载等方面运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这种不同,则与当时中日两国采用的历法息息相关。 早在隋唐年间,中国历法就已传入日本。从推古年间(具体为公元604年)至明治改历(1872年)这1000多年的时间内,日本一直沿用从中国传入的阴阳历历法,直至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才开始采用由西洋传入的太阳历历法。《本朝月令》的作者惟宗公方生活于10世纪,正处于中国传入的阴阳历历法在日本盛行、西洋的太阳历历法尚未传入日本的这一时间段内,故《本朝月令》采用以“四月、五月、六月”为名的阴阳历历法,正是学习、移植中国历法的结果。而在中国,阴阳历历法很早就被中国古人发明并使用,“月令之文是在阴阳历早已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下的作品”,但面对现实问题,“月令之文自有独特的处理方法。……月令之文乃是以一岁平分为十二个月的太阳历作为基本框架的,……它们同阴阳历的正月至十二月以及闰月等月名,不但名称不同,其内涵亦有根本差异,两者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历法系统。”所以,《礼记·月令》采用以“孟仲季”与“春夏秋冬”分别相配而成月份之名的太阳历历法,是中国历法自身传承、演化的结果。 二、 日本祭祀活动的内容 内容方面,《礼记·月令》逐月记载了当月的天象特征及所主之神物(天象特征包括当月太阳运行所处位置的星宿和黄昏及拂晓时位于天空正中的星宿;所主之神包括当月所主之吉日,所主之天帝,所主之地神;所主之物包括当月所主之动物类型,声音,成数,味道,气味,祭祀对象,祭品等),当月的物候(指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在当月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生长、习俗特征),当月天子所宜之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规定(如对天子当月所居之地点的规定,对天子当月所乘之车马、所穿之衣服、所佩戴玉饰之颜色的规定,对天子当月所吃之主食、所用之器皿的规定等),当月应行的政令(包括天子需要下达的关于农、工、牧、赏、刑、祭等方面的命令与当月应谨守的各种禁忌)及当月行政若违反时令将招致灾害等。 相较而言,《本朝月令》在内容上所规定的范围就要小多了:它叙述的内容以祭祀为主,如《四月》所记14条主题内容中就有“上卯日大神祭事”,“上巳山科祭事”,“上申平野祭事”,“同日松尾祭事”,“上申杜本、上酉当宗两社祭事”,“四日广濑龙田祭事”,“八日灌佛事”,“中酉贺茂祭事”等8条,而且每条所记篇幅都很长,古代日本重祭之风俗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本朝月令》所记内容还包括事务上奏(如《四月》“朔日视告朔事”);政务处理(如《四月》“七日奏成选短册事”、“十日中务省奏给后宫并女官春夏时服文事”、“廿日奏郡司拟文事”,《六月》“九日中务省奏给诸司春夏时服文事”、“廿五日任左右相扑司事”);娱乐、竞技游戏(如《四月》“廿八日驹牵事”,《五月》“三日六衙府献菖蒲并花等事”、“六日竞马事”);节日、庆典活动(如《五月》“五日节会事”,《六月》“同日国忌事”)以及一些与祭祀相关之事(如《四月》“奉河合神币帛事”,《六月》“晦日东西文部奉祓刀事”、“同日大祓事”)等。 从上文可知,《礼记·月令》和《本朝月令》在内容叙述、范围规定上是有所区别的,如前者所体现的对百姓日用的关怀(如农业)要远重于后者,而且后者没有关注前者所重视的天文自然(如天象特征、物候)方面的内容。不过,在内容上两者规范的对象都指向上层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