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景福年间张承奉、李弘愿考论.docxVIP

唐昭宗景福年间张承奉、李弘愿考论 唐兆宗（893）2月，沙州桂叛军发生政治动荡。嫁与李明振的张议潮第十四女与诸子合力诛杀节度使索勋, 立议潮孙张承奉为节度使, 并遣使长安以求册封。但据敦煌文献的记载, 可知在张承奉掌握政权之初, 控制归义军实权的却是号称“长史”和“司马”的两个人。唐耕耦先生在探讨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仁贵的生平事迹时, 曾将S.4470 v《乾宁二年 (895) 三月十日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副使李弘愿疏》中所提及的“长史司马夫人”断作“长史、司马夫人”, 并将“长史”和“司马夫人”分别比定为曹仁贵和李明振之妻张氏。1荣新江先生认为在乾宁元年 (894) 至三年 (896) 间, 虽然张承奉在名义上为归义军节度使, 但实为傀儡。李氏兄弟尤其是李弘愿是归义军政权掌握实权者, 而长史和司马应当是李弘愿和他某位兄弟。二人以长史和司马的身份诛灭索勋, 而为掩人耳目, 所以仍沿用此前较低的称号。2荣新江先生的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此后, 李正宇先生撰文对索勋、张承奉更迭之际的史事进行了重新探讨, 指出长史应为张承奉、司马为李弘愿。1而冯培红先生则撰文指出在诛索勋之初, 长史和司马分别应为李弘愿和李弘定;而在弘愿和弘定获得唐政府的沙州刺史和瓜州刺史的册封之后, 两职又分别被让度与李明振的三子弘谏和四子弘益。2由此可见, 虽然学术界对晚唐归义军时期李氏家族执政的问题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 尤其是在掌握归义军实权的长史和司马的人选上, 仍存在较大分歧。而长史和司马人选的确定, 不仅有助于晚唐归义军史中众多疑案的解决, 而且可以为相关的敦煌文献提供可靠的时间坐标, 故亟待澄清。不当之处, 敬请学者批评指正。 一 p.3440《唐宗子西域李氏再修具体考 在唐代前期地方府州的官僚体系中, 长史和司马“掌贰府州之事, 以纲纪众物, 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3属于所谓的“上佐”, 位高权重。但随着唐代中期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 包括长史、司马在内的上佐的职权和地位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晚唐时代中、下等州皆不置上佐。4但正如李志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政治斗争等需要, 司马、长史到唐晚期依然存在于唐朝官制中, 并未因其丧失职权而在晚唐的官制中消失, 但上佐在唐前期就已有赋闲的趋势, 到后期更是基本上丧失职权。5而晚唐之际, 地处西北僻远之地的沙州, 在经历政权内部的权力更迭之后, 自称“长史”和“司马”的二人却成为归义军政权的实际控制者。 据P.3167v《乾宁二年三月沙州安国寺道场司常秘等牒》及P.2803《押衙张良真状稿》等文献的记载, 号称“长史”和“司马”的两人, 不仅裁决僧俗百姓的上诉牒状, 甚至任命归义军的边镇将领, 显然是行使着归义军节度使的权力。6在S.4470v《乾宁二年三月十日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副使李弘愿疏》中, 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和副使李弘愿更是共同为“长史、司马、夫人己躬及两宅合家长幼”祈福。7而学者之所以将长史比定为李弘愿,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相当于莫高窟第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中“长男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上柱国弘愿”的部分, 在P.4640 (3)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原作“长男长史洪 (弘) 愿”, 后抄写者又将“长史”二字划掉。据此, 学者多认为P.4640 (3)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或为功德碑的底稿抄本;而李弘愿以长史身份诛灭索勋, 立碑纪功时, 形势已与撰写碑文初稿时发生变化, 故在刻碑之时直书其新官, 文书底稿抄本中的旧职则被划去。若此说成立, 或可证李弘愿曾出任沙州长史, 并可与张承奉时期掌握归义军政权的长史相对应。但如果我们将P.4640 (3)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与李氏碑原碑的内容进行比对, 并考虑到P.4640所抄文书的整体特点, 就会发现上述结论似乎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 虽然抄本中李弘愿、弘定、弘谏、弘益四人的职衔均有省略, 但将抄本与功德碑的内容进行对比后, 可以发现抄本对文中所载人物的职衔进行省略是此件文书的普遍现象, 而非针对李弘愿兄弟的特殊举措。 与功德碑相比, 抄本在记载李明振曾祖李颢时, 夺“唐正议大夫□□□司郎中, 赐绯鱼袋□□□□□□□□□□□□暐, 归唐赠右散骑常侍”等36字, 不仅省略了李颢的职衔, 更是直接跳过了沙州归唐后被赠右散骑常侍的李明振之父李暐;在记载张议潮时, 夺“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支度等使, 金紫光禄大夫、特进、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南阳”等内容;在记载李明振时, 省“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记载李明达时, 省“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明达”;记载李明德时, 省“任沙州录事参军”;记载张氏时, 省“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