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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藤树与晚明日本《鉴草》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同一性”现象 如上所述，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日益激烈。不仅人与人、人与国之间的经济和信息交流日益频繁，而且这种频繁的交流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发生冲突。换言之，在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有必要保护每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因为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文化最终会朝着“完全一致”或“总体性质”转变。为了避免这种绝对的“共同”和“差异”的错误发生，有必要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学习。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经常的审查。 本文意在揭示17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思想现象:亦即明清中国大量涌现的旨在劝人为善的善书思想是如何在日本引起反响的。其中,我们主要以被称为“日本阳明学之始祖”的中江藤树为例来展开探讨,目的在于检视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日本儒者对于来自中国的外来文化(包括儒学思想)的接受态度其实是非常开放的,他们对于中国儒学的门户意识并不强烈,所以不论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甚至有一些与儒学思想并不完全吻合的民间宗教思想(例如明清中国的善书文化及其所突显的应果报应观念),都非常容易在日本得以流传。我以为这与日本文化所具有的善于借用“他者”文化的特征有关,具体表现为日本文化易于接受、重读乃至改造外来文化,近代日本如此,近代以前的近世日本(1603—1868)亦复如此。 一、 藤树的“民间”生活 宋明时期的两大主流思想——朱子学和阳明学在近世日本受到学者的强烈关注,特别是朱子学在近世日本虽然从未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但却曾经一度成为主流思潮,这里不必赘述。我们所要探讨的是,17世纪以降在明清中国出现的一股善书思想运动对近世日本有何影响的问题。提到明末开始兴起的善书思想运动,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袁了凡(1533—1606),他在日本的影响痕迹非常明显,他的那部重要善书《阴骘录》在日本不断被翻刻,甚至被译成日文而广泛流传,直至近代仍未完全中断;①另一个是颜茂猷(1578—1637),他在日本的影响范围虽然比不上袁了凡,不过有趣的是,颜茂猷的著作却要早于袁了凡而在日本流传。目前,就笔者管见所及,在当今中外学术界,最早关注颜茂猷的是日本学者,迄今已有四篇论文发表,②而在几年前的中国大陆及其他地区的中文学界却没有一篇专论,直至近年,笔者先后有三篇论文及在一部论著中对茂猷思想展开了一些探讨。③ 我们先简单地介绍一下颜茂猷的情况。颜茂猷为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天启四年(1624)举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由于有关茂猷的行状或墓铭等传记资料现已不存,故其生卒年代一直不详,经过我的考证,现在可以确知他生于1578年,卒于1637年,而中江藤树则生于1608年,卒于1648年,略晚于茂猷一代。奇特的是,就在茂猷在世时,他的著作就已传入日本,据日本“全国汉籍数据库”,他的《新镌举子六经纂要》一书于江户时代宽永十二年(1635)传入日本,日本的蓬左文库藏有该书[明]潭阳魏斌臣刻本,并注明为宽永十二年买本。这部《举子六经纂要》似是为科举而作的通俗教科书,④由于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故此书在当时日本有何影响,似难断言。然而相对于此书而言,更令人称奇的是,中江藤树大约在茂猷死后三年,就已经读到茂猷的一部重要善书《迪吉录》,⑤时间约在宽永十七年(1640)。引起藤树在思想上发生共鸣的是其中的阴骘果报以及福善祸淫等因果报应观念,这一点可通过藤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翁问答》得见一斑。⑥ 如所周知,藤树中年(33岁至37岁)读到过阳明大弟子王畿(1498—1583)的《王龙溪语录》及王阳明(1472—1529)的《阳明全集》,但他并没有留下专著来讨论阳明心学。然而,几乎在同时藤树读到了《迪吉录》,便很快加以模仿而撰成了一部奇书《鉴草》,该书撰于宽永十七年(1640),刊行于正保四年(1647),书中一共采录了61例劝诫故事(全部采自中国《古列女传》、《迪吉录》和朝鲜《三纲行实》),其中录自《迪吉录》者竟有48条之多,⑦故可说《鉴草》几乎就是《迪吉录》的一部节抄本,只是藤树对此作了日本“本土化”的处理,因为他心中很清楚,他所设定的读者对象是日本下层民众特别是家庭妇女。当然,藤树有他自己的择取标准,他对《迪吉录》的核心部分“官鉴门”和“公鉴门”等涉及公共领域的道德劝惩故事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而只是选取了“公鉴门”中的附录部分“女鉴”的一些内容,这表明他的问题意识与茂猷显然有所不同,或许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的“官”及“公”的公共问题并不完全契合日本的社会现实,倒是“女鉴”中所凸显的家庭伦理问题,对于日本的社会家庭来说是有现实意义的。我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确定《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