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恶论的历史考察.docxVIP

人性善恶论的历史考察 人性是一门不同于伦理的价值观研究。这不仅是对价值评价的伦理建议，也是对伦理对象的价值提案。 先秦的人性善恶论有四个基本命题,我们按照历史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1.“人性有善有恶”(世硕) 2.“性无善无不善”(告子) 3.“人性本善”(孟轲) 4.“人之性恶,其善者伪”(荀况) 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观念演进的历史各阶段,在其抽象概括的形式上,构成观念的逻辑层次。如果撇开上面四命题的外在偶然规定,而就它们内在的合理推进来看,它们构成一个逻辑上自我完成的体系。这个体系从人性的善恶价值规定开始,经过否定的否定,而完成于更高层次上的人性善恶价值规定。这个过程,主要体现的是先秦儒家人论的一个方面,其中每一命题,都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环节。 1. 从“善性”到“人性” 起点总是有前提的。就思想史看,把善恶与人性直接联系起来,以善恶判断人性,这有一个先行的理论发展。而这主要体现在孔子的人论上。孔子之仁的提出,为人性善恶论开辟了通路。因为仁的范畴一方面指向普通的最高价值,另方面又指向普遍的内在人性,在仁的观念中,已经开始了人性论与价值论的关联。但孔子的仁学毕竟还没有建立起人性善恶论的命题本身,虽然人性与善恶都曾被热烈关注,但善恶与人性的直接联系并未建立。与之相应的是,无论善恶还是人性都还远没有在纯思维境界中被理解。虽有《论语·阳货》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中善恶之辞虽也每每多见,但其本身却并未被反思,作为伦理学价值评语,它们淹没在君子小人之类的具体陈述之中。 孔子之后,到了战国时代的世硕,才首次建立起善恶与人性的直接联系。世硕人性善恶论保存在王充的《论衡·本性》中: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格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这里,世子以直接的肯定的形式,提出了人性善恶论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善恶这一对立规定不是外在于人性而是人性内在自有的,但命题并未抹煞人性的能动方面,它强调了“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性相近,习相远”的遗迹。但性的变异已不再是由一个外在的他物(习),而是由其自身的他物(善性与恶性)造成的了。 世子命题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它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它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溶为一体,但价值规定(善恶)却终于被赋予事实判断的性质。命题的开创性意义在于,它要追问价值(并且是最普遍的价值)规定的根源,并把人性表述为这个根源,但就在这个同时,人性,这普遍价值的根源、承担者,却在命题中转化为客体,人性是作为价值的对象而存在的,它是被规定者而不是规定者。这样,本身是什么却没有说明。 2. 价值主体的同然性与相对人性对应性 战国中期的告不害(前420——350)关于“性无善无不善”的思想,主要是通过孟子(前390——305)与他的争论而保存下来的。“性无善无不善”,这首先是对世子命题的否定。孟子性善论中的善,强调的是恶的反面,是价值的肯定面,所以它的直接否定就应当是恶。告子命题强调的不是性善还是性恶,不是应当对人性加以何种价值规定的问题,而是根本取消人性的价值规定。告子“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性无分于善恶也。”(《论衡·本性》)告子通过否定而确立了人性的价值主体性,但同时却分裂了价值主体与价值根源。一方面,人性的价值主体性仅仅是一个消极的形式,另方面,世子没有说明的善恶,告子也同然。而当他回答什么是性,也就是在回答价值主体本身的内容时,便又离开了价值学立场:“生之谓性”“食色性”。梁启超《论孟子遗稿》对此也看出了问题:“告子所云无善者不善,以释心体,诚甚当矣。然告子所下性字定义,则曰:‘生之谓性’;又曰:‘食色性也,。是其陈义已全落生灭门。既落生灭门,则有对待,而无善无不善之说不能成立矣”。这里,出现了孟告的严重分歧,孟子是站在价值主体的层面上追问其价值内容的,而告子却把追问引向什么是性的本然。于是,问题变成了这样:性在自然抑或在教化?告子放弃了价值的根源问题,而孟子则牺牲了价值主体的自然基础,虽然他力图使自然与教化一致起来。他针对告子的“性犹杞柳,义犹桮棬”而相答道:“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前者强调自然与教化的差别与对立,后者则强调两者的调和与同一。但当孟子论证何以同一时,却终于牺牲了自然。人成为道德的人,于是,留下一连串先验道德论的论难。 尽管如此,告子命题却以否定的方式确立了价值主体的存在,同时,这个否定还包含着另一个肯定,即价值规定的领域:“后天”。他所说的“无善无不善”的“食色性”“生之谓性”,则是一个“先天”领域。而这两个领域的价值规定问题,则进一步引出孟荀的分歧。 3. 人性是“我固有之”,还是“我固有之”? 如上所述,孟告争论的基本点在于什么是人性,而其实质则是价值规定何以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