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的西传之旅.docxVIP

明清时期福建与西方文献交流的西传之旅 自古以来，福建一直是国内外交流的重要前哨之一。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福建与南海诸国之间就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活动18。其后,随着福建造船与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海上交通日益发达,与福建产生交流关系的国家与地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远。公元7世纪之后,印度洋与南海的海上交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东至朝鲜、日本,西达印度洋诸国的海上交通线20。宋元时期,福建与欧洲之间也出现了交流活动,尤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 两次入闽之事最值得我们注意。 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这一盛举极大地推动了中外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同时,随着经过地中海东部而直达东方的新航线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东进,福建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日益兴盛,其中便包括各种形式的文献交流活动,并且跟福建此前的对外文献交流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 拉达的“中左所” 尽管福建很早就与海外各国产生了文化交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交流活动基本上与口译活动相互交融、合而为一,并未留下相关的文字记载与实物证据,当然也就并未出现中外文献交流活动。直到南朝梁、陈之际,印度高僧真谛在晋安郡(今福州)与梁安郡(今泉州南安)翻译了多种佛经,才使得福建历史上首次出现有史籍明确记载、有实物留存为证的中外文献交流活动。此后,福建泉州僧人智宣于唐咸通十四年(873)开始西行求法,遍历亚洲30余国,并在天竺(印度)居住了25年,至后梁开平元年(907)返回中国,并向后梁太祖朱温献上佛骨与梵夹(亦作“梵荚”、“梵筴”,即梵文贝叶经)751。但这些文献交流活动均表现出明显的“西学东渐”特征,即外国文献以其原始语言或中文译文等形态单方面流入中国、流入福建,却未见有福建文献被译成外国文字,传播到海外。 不过,到了明朝时期,情况则大不一样。在明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奥斯定会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1533—1578)促动了福建的首次文献西传之旅。福建与西方之间的文献交流活动由此一改此前单向的“东渐”特征,开始出现了“西传”活动,并使其向真正的双向交流发展。 拉达于153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Pamplona)319,到1578年在马尼拉逝世1135。青少年时代,拉达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他先在法国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就读,学习希腊语与科学,但他很快就在数学、地理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极为突出的能力。其后,拉达回到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就读,并在那里加入奥斯定会 (the order of St.Augustin)。成为奥斯定会修道士之后,拉达决定前往墨西哥,并从那里转道前往远东地区传教。1565年,拉达与莱古斯比(Legazpi)等人同船远征菲律宾。到达菲律宾之后,拉达在宿务岛(Cebu)活动多年,直到1572年才转往马尼拉活动(Manila)319。 明万历二年,明朝把总王望高(Omoncon)追剿海盗林凤(Lymahon)至菲律宾,并与西班牙殖民者达成了相关协议,答应在回国时携带西班牙使节一同回福建商议传教与通商事宜。明万历三年6月12日,拉达和同伴赫罗尼莫·马林(Jeronimo Marin) 带领士兵米格尔·德·洛尔加(Miguel de Loarca)和佩德罗·萨米恩托(Pedro Sarmiento)等人搭乘王望高的战舰前往福建,于7月5日到达“中左所”(Tituhul,即今之厦门),经同安(Tongoa)到达泉州(Chincheo),然后于7月17日到达福州(Hogchin)谒见福建巡抚,请求获准进行传教与通商,但遭到拒绝。8月22日,拉达一行离开福州,于9月初回到厦门,并于9月14日启程返回菲律宾3-111,157-236。 从1575年7月5日到达厦门,至同年9月14日从厦门启程回菲律宾,拉达一行共在福建逗留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拉达得以对八闽大地进行实地考察,临走时还带走了福建官府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大量礼物与100多部中文书籍。回到菲律宾后,拉达请生于中国却在菲律宾跟西班牙殖民者一起成长的兼通汉语与西班牙语之人将其带回的书籍译成西班牙文137。然后,拉达再根据这些或全译或节译的西班牙译文进行改编,完成了至少4种与中国相关的西班牙文献,而其中两种后来又被英国学者博沙尔(C.R.Boxer,全名Charles Ralph Boxer,1904—2000)译成英文,即《出使福建记》(Narrative of Rada’s Mission to Fukien,[June-October 1575])与《记大明的中国事情》(Relation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