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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录片创作的一些思考 一、 客观与主观的关系 回顾过去中国第一部电影电影的历史，我们可以注意到，随着时间的特征和文化背景的变化，电影电影的创作理念已经改变，主观和客观的“竞争”一直是其核心因素。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教化与指导”,到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客观与再现”,再到21世纪的“主观与表现”,围绕“写实还是写意”,“主观还是客观”的问题,理论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论。 2001年湖北电视台张以庆摄制的纪录片《英和白》虽然在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了多项大奖,但仍然避免不了理论界对它的批判。洪国舫批评说:“这部片子,与其说是拍出来的,不如说是编出来、‘想’出来的,是一个理性化的观点逐步印证、阐述的过程。”“纪录片创作者需要用诚信来建立并获取观众信任,并给他们以思索、想像的空间,而不是用自己主观性结论取而代之。” 可见,如何把握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纪录片创作的一个关键和敏感的话题。主观属于自我意识的范畴,主体是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主体意识是主体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主观与主体意识部分重合,是主体意识的外化。 主体意识包括创作者在摄制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标准、艺术修养、审美倾向和人格品位等等。纪录片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反对虚构,反对主观的直接介入,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纪录片又属艺术品,是创作者主观活动的产物,它是作者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美学素养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对事物的“反映态”与客观事物的“原生态”不可能绝对同步,而是始终保持一定的艺术距离,它是主创人员的艺术视野和审美观念物质化的结晶。纪录片要求真实,但这种真实不是像记流水账一样记下来的“真实”,而是深深地打上主观烙印的真实,是创作者对生活提炼的结果,是他们主体意识能动性的表现。 主体意识对纪录片创作的潜在作用,在它诞生就已开始。早在100年前,卢米埃尔的两位摄影师无意中确立了纪录片的“对现实的如实纪录”和“对现实的重新安排”的两极纪录策略,从此两极的矛盾一直伴随纪录片的发展。 二、 主体意识和客体是主客体的内在规律 纪录片创作一般按照两条规律进行,一个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另一个是艺术规律。优秀的纪录片是两条规律在创作实践中的完美结合,前者造就纪录片的“生活真实”,后者体现纪录片的“艺术真实”,纪录片就是两种“真实”的统一,但规律的运用离不开创作者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 如何理解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呢?“主体”是指具有实践和认识能力的人,它在人类改造和认识世界中产生,“主体意识”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反映,同时它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客体在哲学上是指除主体以外的被改造和被认识的对象。主体意识在主体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客体的认知和审美感应及价值判断,反过来它又能指导主体更好地改造客体。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要以尊重客体的内在规律为前提,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主体意识有主观能动性,能能动地认识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只有通过创作主体的艺术实践,把艺术规律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结合起来,才能创做出优秀的作品。 艺术构思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创作者在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作者对事物的感受停留在纷乱的现象上,只是从表象上纪录现象,就难免会陷入浅薄的自然主义文风状态中,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就无法通过艺术实践完全体现出来。真正的艺术精品,是创作者长期认识体验生活的结果,只有对生活的认识达到了感性和理性的高度统一,才能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艺术形象。而所谓纪录片的社会性是指“节目的选材和对象面向整个社会,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纪录和表现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的意识的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纪录片的主体和客体是辩证统一的。纪录片的创作者对纪录客体的认识是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在创作之前,他们需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需要对纪录的对象有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这样才能遵循生活自身的逻辑和法则,把握客体的本质规律,纪录事物的原始风貌。另一方面纪录的客体被创作主体反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主观色彩,蕴涵着主体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格里尔森认为纪录片就是:“对现实的创造性解释。”这就是说,纪录片的影像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的产物,是一种创造性的反映形态。这两方面紧密相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否则纪录片就可能成为创作主体的传声筒或客体的复制品。纪录片精品都是主客体的完美统一。比如,同样是反映城市住房紧张问题的纪录片,上海电视台的《德兴坊》和北京电视台的《康居》艺术效果就不一样。前者以自然质朴的叙述方式,把镜头对准了住在拥挤弄堂里的普通老人,把他们生活的自然情状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感受到了受挤压的生命状态,编导清醒的创作构思应和了纪录对象的本质特征,该片播出后反响良好。而后者主要采用传统的“画面+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