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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教育负担 “博弈是策略相互作用的理论，即社会形势下的理性行为理论。每个办公室的员工都必须根据自己对其他办公室反应的评估来选择自己的行动。”博弈论现正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研究领域, 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因此, “博弈论”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 更是一种方法。将博弈论引入教育领域, 能够使教育问题得到全新的方法论观照。 自素质教育改革与实施以来, “教育减负”问题就一直成为教育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 教育减负与其说是一个教育问题, 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 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的层面就应试、素质而论教育的减负, 更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层面, 从参与教育活动的各社会主体的教育行为来进行研究。而参与教育活动的各教育主体的教育行为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博弈过程。本文拟从博弈论的角度就教育减负问题做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 “教育减轻”与“增负”:教育博弈的“边界”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一个著名案例, 两个涉嫌共谋犯罪的嫌疑犯在被捕后面对“坦白”与“不坦白”的策略选择时, 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出发, 不管对方选择什么策略, 都以“坦白”作为最佳应对策略而获得自身最大利益, 结局是两人都被判入狱。 在囚徒困境中, 双方都选择对自己收益最大, 风险最小的策略, 从而导致了对策的稳定均衡点的出现, 即博弈的“纳什均衡点”, 它解释了何以短视地以利益为目标将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亦即双方都采取最优策略时, 可能整个对策系统却处于较劣的品质。 我国目前“教育减负”的实际状态就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 当前, 大家普遍都认识到了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危害,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家长、学生本人, 都认为在应试教育的驱动下学生“负担过重”, 其不仅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也成为了家庭、社会的一个“问题”。因此, “教育减负”一时成为了全社会的呼声。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 我国教育部门就开始实施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 提出要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 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活力。应当说,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教育减负”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 但也要看到的是, 提出素质教育已经10多年了, 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不但没有减轻, 而且还有越来越重的趋势,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学校、家庭不断给学生增加学习负担是目前教育的实际状况。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 可以明确的是, “减负”导致学生暂时的学习成绩不佳, 而“增负”的结果是学生获得高的分数——尽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减负”会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完善, 而“增负”可能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和人格“异化”。而学习成绩不仅仅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工具, 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它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 (虽然它是公平的、难以替代的手段) ——高等院校在选拔学生时, 要根据学习成绩择优录取。因此, 学习成绩的好坏, 关系到学生能否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 进而关系到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经济条件及生存状态。在“减负”与“增负”的博弈中, 学生 (或学生家长) 如何选择呢? 我们可以按照10-1的数字标明发展优劣列出博弈的支付矩阵 (需要指出的是, 矩阵中的那些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 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甚至四种可能的结果组合能否“数字化”也不具有关键性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四种可能的结果组合对于当事人来说, 其“好”“坏”程度构成一个有序的“序列”。即当事人可在互相比较后将四个结果排出他所认为的“最好”“次好”“第三好”和“最糟”的次序来。) : 在这个博弈中, 对于教师来说, 增负也意味着学生通过考试取得好成绩, 升学率高, 那教师的成绩就大、奖金高, 所以对自己的学生采取“增负”策略, 对于自己而言也是占优策略, 在教学实际中也就会对学生“增负”。 所以, 只要现行的教育体制没有变化, 只要还存在着教育资源的短缺和分配不公, 教育的“囚徒困境”博弈就依然存在。可以说, 现阶段“教育减负”是一种理想态, 而“增负”是教育博弈的“纳什均衡点”。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目前的教育“减负”难以改变的原因。 二 个体理性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 教育减负的“囚徒困境”是我国当前在教育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客观存在的一种社会、教育现象, 是教育实践中各教育主体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这种困境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为自主性和个体理性水平的提高, 但更多地仰赖于教育制度的安排和创新。 虽然说在教育活动的博弈过程中选择“增负”是个人理性的驱使, 然而, 从博弈的结局来说, “增负”选择似乎使自己更为安全, 但长远来看并没有使博弈对局者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增负”选择使以培养、发展人为目标的教育无法从整体上来实现其养成人的素质的根本目的, 其结果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