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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功能与实现途径 道德教育是促进人的美德教育活动的一项在实践中的制度实践。通过德育教育, 个体不仅完成了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属性转变, 而且在此过程中传承着人类社会所孕育的伦理知识。家庭与学校作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场域, 承载着德育实践的主要功能。但离开现实社会环境这一时空域, 抽象地谈论德育则只能使其虚无, 因为德育资源在不同的时空域之中存在差异。鉴于此, 本文试图以当下文化多元的现实社会环境为基础, 引入文化资本的概念来探讨高校德育实践。 一、 以表达方式为基础,提高受众的德性 德育工作的开展与实践必须依托于既有的资源, 即以特定的话语与思想资源为基础, 以一定的表达方式对受众传达信息, 从而提高其德性。因此, 资源及教育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而在当下的高校德育工作中这两项则恰恰出现了“失调”。 1. 高校德育的转型:当代西方社会 有学者对“高校德育资源”进行了分类, 按德育资源的主体划为专兼职相结合的德育教师、其他教师、干部、教辅人员、党团组织及学生会、学生社团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按德育资源的内容划分, 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体育和劳动课、军事训练、社会实践、国情教育以及文学艺术和美育、校园文化等;按德育资源的表现形态分, 包含有形德育资源和无形德育资源两种。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高校德育体系中的各基本要素, 但回到德育实践中, 便能发现这一德育体系秉承的是“大德育”的传统。这种“大德育”传统的本质是强调道德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它在全能主义时期曾达到顶峰, 伴随着后全能主义时代的到来, 其在教育领域, 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 仍然被保留下来。然而, 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 这种将政治、思想与道德相结合的德育方式不仅引起了很多学生的抵触, 也不被大多数德育工作者看好, 因为, “这种具有过强的政治伦理化、道德政治化倾向的道德方式反而使道德教育的实践效果大大削弱。” 导致“大德育”教育体系功能消解的原因并非仅仅源于此体系本身, 而是整个社会世界发生的转型与变迁。社会理论家对这种转型一直保持着敏锐的关注, 认为当今的社会已被卷入“信息社会”“消费社会”“世界社会”与“风险社会”的潮流之中。这种转型与变迁使中国高校的德育实践面临着新的问题, 即在全球化背景下, 当代西方社会日益滋生的诸如“消费主义、只关心个人生活、虚无主义、个人利益至上、自我陶醉、享乐主义以及利己主义等思潮”业已传入中国, 并在大学生中产生负面影响, 冲击着他们原有的道德认知。以消费主义为例, 原有的基于勤劳、节俭的道德日益让位于享乐主义道德。正如鲍曼所说, 在消费社会中, 顶峰体验深深地扎根于消费主义。 客观地说, 这种文化的互渗与交融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当代大学生的知识视野, 也为高校提供了开放的德育资源。但是需要清醒认识并深切反思的则是面对文化多元与价值多元的现实, 如何防止文化所带来的道德相对主义危险?在泥沙俱下的多元文化生态中, 如何防止大学生堕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沼之中?由此, 高校德育呼唤新德育实践的引入。 2. 在现实的高校,要实行“隐形德育”的“最终效果” 在传统的高校德育方式上, 道德灌输与道德说教是典型的德育实践手段。这一显性的德育实践因为“具有明显的教条化色彩和人为的刻意雕琢粉饰的痕迹, 对于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灵魂的净化收效不大”。虽然苏霍姆林斯基早已阐明:“品德基础的建立不是靠长篇大论的说教, 而是靠榜样的砖石一天天铺砌起来的。”但这种“日积月累”的“隐形德育”实践并未在现实的高校中得以有效实行。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榜样”的角色在中国具有太多的“不典型性”, 即“榜样”也如同显性的德育实践一样具有“刻意雕琢”和“粉饰的痕迹”;另一方面, 高校也无法寻找到合适的载体来完成这种无形而内隐的教育实践。 二、 文化资本的存在 文化资本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一个分析性概念。布迪厄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概念的启示, 但同时其对于“资本”的阐释又超越了马克思的定位与理解。对于“资本”, 布迪厄将其区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四种类型, 其中文化资本是其在社会分化以及社会教育领域讨论的重点。 根据布迪厄的观点, 文化资本在社会中主要以三种基本形式存在:第一种是“身体的形态”, 即以一种具体化的状态而存在, 表现为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第二种是“客体化的形态”, 即以文化产品的实态如图片、书、辞典、乐器、机器之类为表现特征, 在这些文化产品中体现着文化遗迹或理论色彩;第三种是“制度化的形态”, 即以大学文凭、博士学位、教授资格体现出来的等级制度, 它们代表文化资本的特殊授予, 也是一种具有制度形式的身份认定。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更多的是以行动的个体为基本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