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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 以这种方式直接投资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环境？这取决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资本水平。国内外科学家是否对其进行了研究？季杰（2000）、赖明勇（2005）指出，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等“吸收门槛”的限制，技术外溢效应有限，fdi的环境效果并不显著。Hoffmann等 (2005) 研究表明, 中低收入国家FDI与碳排放互为因果, 而高收入国家则不存在这种关系。刘渝琳, 温怀德 (2007) 研究显示, 高人力资本可加速经济增长与FDI引进, 中人力资本亦可促进经济增长, 但对引进FDI的促进性不明显。Song和Woo (2008) 指出, 在低收入阶段, 东道国为了吸收FDI将放松环境管制, 从而对环境污染表现出较强的承载力, 对应于高收入水平, 环境管制有所加强, 从而抑制了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包群, 陈媛媛等 (2010) 认为, 收入到了一定阶段, FDI对东道国环境的积极影响将大于其负面效应, 从而使得FDI与环境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Jing Lan和Makoto Kakinaka等 (2011) 得出, 对应于高人力资本水平阶段, FDI与污染排放负相关。而在低人力资本水平时, FDI与环境污染表现出正的关联性。李子豪, 刘辉煌 (2012) 研究表明, 在收入水平的两端 (即: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阶段) FDI对环境的正面效应较为显著, 在中等收入时, FDI则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对应于高人力资本阶段, FDI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 在低人力资本阶段, FDI则加剧环境污染。沈能 (2013) 得出, 由于行业进入门槛的存在, 致使污染程度高的基础性工业行业多为国有企业,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比重与环境污染间显著正相关。 一、 基于fdi环境效果的模型 1. 研发中劳动投入:fdi与创新投入结合 Copeland和Taylor (2003) 将FDI的环境效应分解为规模 (Yit) 、结构 (Ωit) 与技术 (τit) 3个方面, 即:Eit=Yit·Ωit·τit, Eit代表污染排放水平。在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下, 技术进步驱动因素众多, 本文借鉴保罗·罗黙 (1990)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1991) 及阿吉翁和豪威特 (1992) 提出的研究与开发增长模型, 将技术变动归因于投入研究的资本与劳动数量、现有知识存量的贡献。本文通过国内自主研发 (RD) 投入与国外技术外溢 (这里主要通过FDI体现) 两者结合来综合反映研发中资本投入与现有知识存量情况, 以从事研发和科学实验年末人员数 (L) 来反映研发中劳动投入。同时考虑环境规制 (ER) 与人口密度 (PDE) 均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故将其引入函数, 得技术函数形式如下: 将 (1) 式带入Copeland和Taylor (2003) 环境效益的分解式, 可以得出本文的模型架构: 将 (2) 式两边同除以地区年末人口总数 (P) , 可以得到: 令eit=Eit/P表示人均污染情况, yit=Yit/P为人均收入, 带入 (3) 式后取自然对数, 可以得出: 为了进一步区分解释变量是否受门槛效应影响, 同时引入示性函数, 文中借鉴Hansen (1999) 提出的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方法, 将原模型改写为 (此处以面板双门槛模型为例) : 其中, qit为门槛变量, γ1与γ2为待估计的门槛值, I (·) 为示性函数, εit为独立同分布的扰动项。同时假设不受门槛效应影响的解释变量为外生变量, 并且与εit不相关。 2. 产业产出pla 由上述分析可知, 文中涉及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人均污染排放水平、人均收入、经济结构、国内自主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研发中劳动投入、环境规制与人口密度。具体变量说明如下: (1) 人均污染排放水平 (eit) , 依次以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eie_iw) 和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eit_iso2) 反映; (2) 人均收入 (yit) , 借助中国主要城市GDP除以年末城市总人数体现; (3) 经济结构 (Ωit) :通过各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反映; (4) 国内研发投入 (RD) , 由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中科学支出占地区GDP份额衡量; (5) 外商直接投资 (FDIit) , 通过各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表示; (6) 研发中劳动投入 (L) , 鉴于各市从事研发活动的人数无法直接获取, 参考保罗·罗黙等 (1990) 研究与开发增长模型设定思路, 认为劳动数量中固定份额 (al) 用于研发, 并且假定该份额不变, 文中以2003~2011年 (与下文回归中研究时段保持一致) 全国研发人数占年末从业人数比重计算得出al, 以al乘以各城市年末从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