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史与唐宋文学.docxVIP

宋诗史与唐宋文学

宋代的繁荣文化与不强的国家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差距。这一不平等的时期已被许多学者所证实。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全面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这一论断绝非夸饰。与文化繁荣同步,两宋文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然而人们往往以宋词与唐诗、元曲并称,宋诗似乎降到了次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有唐诗横亘在前,超越不易,一方面则是宋词之名遮掩了宋诗的光辉。有人统计宋代诗人与诗歌创作皆五倍于《全唐诗》,果真如此,则宋诗数量高达25万余首,超过《全宋词》十二倍之多。如果一个人每日研读10首宋诗,那么他将花费68年之久的时间才能完全将宋诗读毕。卷帙如此浩繁,堪令学人止步。专门研究唐宋文学或先秦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人,可以不去理会元明清文学的有关问题,但研究元明清文学的人却难以回避对宋诗的讨论。明人论诗多主唐音,当然也有为宋诗呐喊几句的,方孝孺就说过“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谈诗五首》之二),仿佛宋诗比唐诗还好。到了清代,界宋分唐,门户之见已深,叶燮评清初诗坛宗唐宋之风时说:“纷纭反复,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三径草序》)。清末的同光体诗人,倡宋诗风甚力。显然,宋诗研究对中古以后的诗歌史研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伴随近年来宋诗研究的不断深入,许总的《宋诗史》应运而生。作为第一部洋洋50余万言的大部头断代文学史,它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宋诗研究的一家之言。著者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近年来著、译成果颇丰,在与其同年龄段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当中,无疑处于上游地位。研讨宋诗,很难想象不以唐诗为参考系,《宋诗史》也正是从唐、宋诗之异入手讨论宋诗的嬗递轨迹及其文化特征的。“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这同“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近代诸公”相较,似乎已见优劣。正是从严羽的《沧浪诗话》开始,唐诗主情韵,宋诗主议论之说深入人心,不可移易.虽然,对主情或主理,论者所持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本书著者也以“议论化”和“理性化”概括形成北宋中期的宋诗风格,这一论点与古人并无不同。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固然如是,但有宋一代诗风嬗递演变,仅凭泛泛而论是难以勾画清晰的,这就如同“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那两句诗一样,以之评论一人一时之诗则可,以之范围一代之诗,总不免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

《宋诗史》对宋诗特色曾以“三性”概括:

丰富性、变革性与自足性,不仅分别从题材风格、自立精神与运行轨迹等不同方面标志着宋诗史的基本特色,而且在不同角度的观照中也明显地体现出来。与前代诗史相比较,宋诗史以丰富性见长;从宋诗发展阶段着眼,宋诗史则以变革性为特色;对宋诗运行作整体观,宋诗史又表现为一个自足的系统。

单摆浮搁,这段话似乎费解,但若将全书内容依次研读完毕,“三性”的概括也就会明起来了。《宋诗史》的“引论”部分正是全书的理论框架,著者认为“宋诗史首尾两期诗风又与唐诗相当程度地叠合”,因而从总体上看宋诗与唐诗的关系,与其说是风格的变异,不如说是观念的转换。”把唐宋诗风的嬗变归结为文化层面的异动,即将宋诗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这自有其独特之处。该书简短的“结语”所论宋诗特征的蜕变,也意在强调宋末诗风向唐诗复归的文化属性,而宋诗的自我封闭体系不正是一代诗风的特征显现吗?

“以论带史”或“论从史出”曾是治史者聚讼不休的问题,这里不作讨论。有论者认为撰写文学史,不论是分段、分体抑或通史,总比某一专题研究容易一些,因为文学史研究是由作家介绍与作品分析串联而成的。张三写文学史介绍100位作家,分析500部作品;李四写文学史则可写150位作家,分析800部作品。其写简史,则反其道而行之,缩小作家、作品的数量即可。当然,不变动作家作品的数量,也可扩或缩文学史的篇幅。如此看待文学史的撰写,未免过于轻易了。因为一部结构严谨的史学专著,虽不能以“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去衡量,却也不是一块可大可小的面团。《宋诗史》六编章节的设立与篇幅分配,也体现着著者的一番用心。

清末的陈衍将宋诗以初、盛、中、晚分为四期,是照搬唐诗分期的模式。当代宋诗研究者对于宋诗分期,又有新四期、六期、四期八阶段之分殊。这部《宋诗史》采用六期的分法,从第一编到第六编,分别将宋诗发展的六个阶段及其代表作家逐一论述。如第一编论“唐风笼罩”的北宋初期,共分三章十节,分述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三种诗风的划分源于宋末方回的《送罗寿可诗序》,讨论宋初诗坛大都采用这一观点,但如何在古人议论的夹缝中找到切入的角度,从而笔酣墨畅地加以发挥或辩正,却各有巧妙的不同。以学白居易为尚的王禹偁,无疑是宋初诗人最有影响的一位,吴之振《宋诗抄·小畜集抄》小序云:“是时西昆之体方盛,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肯定王禹偁的诗坛地位自属清人之论,而如何为这一立论找到充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