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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不宜作为物权优先

一、不动产优先权原则

不尊重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优先考虑权利和债务原则”，例如以工资优先，而“优先考虑权利和债务”不是真正的原则。其他国家的权利规则没有具体规定，因此中国的权利规则不应受到规定。

赞成规定的主要理由是:“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是处理物权与债权冲突的基本规则,是法官在司法实践当中最常用的裁判规则之一。主要适用于两类案件:一是在“一房多卖”案件中,据以判决已经办理产权过户的买房人得到争议房屋;二是在企业破产和清产还债案件中,据以判决抵押权人优先受偿及出租人取回租赁物。这一原则的例外规则,即条文“但书”所谓“法律另有规定”:一是合同法第290条关于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定;二是企业破产法关于优先清偿工人工资的规定。如果物权法不作规定,法律素养高的法官仍会将此原则作为法理规则而予以适用,法律素养较低的法官就往往会无所适从,势必影响裁判的统一和公正。

我认为,我国物权法应该对“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作出规定。主要理由是:第一,关于这一原则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从罗马法以来,就没有受到过任何怀疑。现在绝大多数学者也公认其合理性。第二,在法院审理的典型的“一房二卖”案件中,如果物权法对此不作出明确规定,由法官自由裁量,就可能出现将讼争房屋判给先签订合同的一方,而判已经登记过户的一方败诉的情况。为了统一裁判尺度,贯彻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物权法有必要对此作出规定。第三,关于工资优先,这属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情况,与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如果债权优先,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原则上都应该是物权优先于债权。第四,关于其他国家的物权法没有规定,是不是我国的物权法就一定不能规定。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其他国家有规定的,我国的物权法就一定要规定呢?我想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认为,要不要规定这一原则,要看在我国是否有此需求。应该说,在我国是有此需求的。因为这一条实际上是一条人民法院的裁判规范。否则,对于“一物二卖”的纠纷就缺乏裁判规则。第五,在总则中规定这一原则,实际上是为分则规定各种物权优先效力做准备,如抵押权的优先效力就源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

二、细化公共利益规定,强调概括性规定

物权法草案全民征求意见稿第49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不少人认为,物权法应该对公共利益作出概括性规定,以防止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开发之实,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我认为,物权法很难对公共利益作出概括性规定,主要理由是:第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大多数国家物权法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概括性规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作出概括性规定是很难的;第二,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是为了公共利益,有时非常困难,因为实践中情况非常复杂,包括因商业开发导致的促进就业、增加税收是不是公共利益,有时很难判断。第三,从立法技术上来说,因为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已经是高度概括的产物,它具有概括性、不确定性、分层次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立法者很难再对其作出概括性规定。

下面举一个在美国发生的案例,说明公共利益的复杂性。

在1981年的案例中,底特律市征收了465英亩的土地,并廉价转让给通用汽车公司以建造汽车制造厂。此前,通用汽车曾宣布,如果城市不提供新的厂址,工厂将搬迁别处。底特律征收计划的公共利益包括保留6000多个工作机会、维持税收以及防止城市社会条件的进一步恶化。新厂址所在的住房、商店和教堂全部要拆迁,其地方居民委员会挑战征收不满足公共利益条件。尽管有两位法官强烈反对,密歇根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还是维持了征收的合宪性。

这一案例与我国很多地方发生的征收情况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认为,我国征收中出现的损害群众利益的弊端,其根源在于“双重标准”。因公共利益征收,补偿标准低。因商业征收,补偿标准高。当然,补偿标准总体都偏低。但商业征收往往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结果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开发商获得了超额利润,人民群众很有意见,这也是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不是可以考虑:无论是因公共利益征收,还是商业征收,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而且要合理。

虽然对公共利益不能作出概括性规定,但完全由政府一家对是否是公共利益说了算似乎也应该改进。因为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既是征收的一方当事人,又是征收的准裁判者。政府先进行征收,被征收者以征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起诉到法院,让人民法院裁判,我认为这不是上策,因为这没有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而是让矛盾都爆发出来,都集中到法院,这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能不能作这样的考虑,在征收前,由同级人大或者常委会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是为了公共利益,只有在其认为是为了公共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