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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舞台上民族间的竞争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的这场严重受伤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百余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弥漫的硝烟和残酷的厮杀已被贸易和经济上的交往所取代。国家之间竞争的形式变了,然而竞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如果说世界近代历史的国际竞争是坚船利炮为代表的武器竞争的话,那么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则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能否在科技发展上取得优势,增强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最终将决定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诚然,今日之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当代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所面临着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我们有必要总结这次战争留下的经验教训,从竞争手段角度探讨其对当代的启示。

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近邻,都同样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征服。可是,日本统治者却把摆脱这种危机的途径与侵略近邻中国和朝鲜结合在一起,采取了一种“蓄养国力,割取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将“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和中国”。由此,日本近代形成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对外侵略扩张结合在一起了。因此,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当时侵略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能取得胜利,应归功于日本明治时代的军国主义集团的军事谋略。站在人类和平和民族平等的立场上,必须对这种侵略行径进行批判。然而,当我们总结甲午战争的经验教训时,也应该从这些反面的材料中获取正面的启示:即,从竞争的一般意义上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的各种扩军准备以及周密策划,对实现既定目标是非常有利的。在甲午海战中,日本军舰的舰速及炮速和威力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北洋舰队,这是取胜的原因之一;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曾派遣高级军事情报人员赴朝鲜、中国内陆实地考察,组织情报网络,研究中国军队的实力以及布置情报,这是取胜的原因之二;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6月22日破译了清政府的外交密电码,从而掌握了1894年6月6日至8月4日清政府与驻日公使汪凤藻全部往返密电共译54通,由此对清政府的内情了如指掌。更有甚者,由于清政府一直未改密码,导致后来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清政府与李鸿章的往返密电被全部破译,从而导致日本敢于放手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总之,洞悉清政府的虚实是日本敢于放手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取胜的原因之三。当然,除此之外,日本在进行甲午战争中取胜的因素还有很多,但在战争中牢牢地把握了主动权,是取胜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再来看看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情况。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建立的生机勃勃、充满野心和活力的明治政府相比,清政府则仍处在僵化停滞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因此,只要我们仔细认真地去探究中日两国的总体竞争态势就会发现,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是必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建立起了以天皇为核心的近代君主立宪体制,成为一个正在蒸蒸日上的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王朝的封建专制政体则江河日下。日本军国主义已在磨刀霍霍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而清王朝却在为满足专制君主的一己私欲而对日益逼进的威胁熟视无睹。1894年10月是那拉氏的60大寿。为隆重地庆祝这“万寿庆典”,从年初就大肆铺张地进行筹备,挪用大量海军经费修建的颐和园工程也在日以继夜地赶工。8月间,当战事日益扩大时,一些主战派官员上奏要求停办“点景”,节省开支移作战费。那拉氏大发雷霆,狂叫“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当前方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之时,那拉氏却只顾在北京城广收贡献、筹备庆典,而对战局极少过问。在这种情况下,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保持他在清政府中的政治地位,采取了消极防御、避战保船的方针。早在1894年6月间,丁汝昌曾代表北洋舰队广大爱国官兵要求做好战斗准备,被李鸿章以“(日本)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为借口加以拒绝。丰岛海战前一日,丁汝昌要求率舰队接应,又被李鸿章制止。丰岛海战后,日舰节节进逼,李鸿章步步退避。8月10日,当日本舰队在威海卫发炮挑衅时,李鸿章竟下令“北洋舰队须持重防守,决不能滥进袭击日本舰队”。并划地为牢,把北洋舰队禁锢于山东成山角至鸭绿江一线,不准越此防线。因此,不仅使日本侵略者由海上运送大批军队集结于朝鲜,从容进攻驻平壤清军,而且又突然袭击,迫使北洋舰队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应对黄海海战,造成惨重损失,直到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说明,以如此陈旧落后的封建体制,如此在专制君主面前唯唯称诺的军事统帅,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近代中国处在巨变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伟人,然而处于决策层的却往往是政治侏儒。专制政体使人“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