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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期的农业发展与水利开发

明清时期，北京主要是长江的中心和底部。转漕东南,不独费用浩大,而且运道一梗,京都恐慌,人心浮动,危及封建皇朝的稳定。因此,朝野有识之士莫不主张开发畿辅水利,发展生产,建设首都附近的农业经济区,以就近解决供给。然而因社会、自然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终明清之世,畿辅地区的水利与农业时盛时衰,在我国农业开发史上写下颇为曲折的一页。研究其曲折的历史过程,探讨其成功的经验,总结其衰落的教训,对于当前京津地区的农业发展,不无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兴修预防、兴水利,区域经济利益分析

北京东南一带,地处海河流域的下游,地势低平,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旱涝矛盾突出,不少洼地涝碱严重。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兴办相应的农田水利,解决旱、涝、碱问题。元代曾有人为此进行过可贵的尝试。首先提出大规模利用京东水土资源,变萑苇之地为沃壤者是翰林学士虞集。他于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7年)建议在京东沿海地区,采用浙人“筑堤捍水”之法,对“北极辽海,南滨青齐”的滩涂,进行大规模的围垦,以减少南粮北运。为此,他提出按功行赏,根据垦田的成绩,授予经营者以相应的官衔。虞集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迨至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海运不继”。于是,丞相脱脱再提兴办京畿水利旧议,说“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得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而京师足食。脱脱的意见受到重视。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脱脱领大司农事,在“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今山海关一带),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治今密云)、顺州(治在今顺义)”的广大区域内,开展水利垦殖活动。据史籍记载,“岁乃大稔”,屯垦初见成效。唯因元朝很快就被推翻,京畿水利营田事业随之夭折。尽管如此,脱脱这次成功的尝试,在历史上仍有深远的影响,明清时期创议畿辅水利营田者都把它作为一次成功的先例。

明代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徙都北京以后,南粮北运的问题比元代更加突出,岁漕东南粮四百余万石,而且“每以数石而致一石”,耗费着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弘治中,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一时运道梗阻,京师上下惊恐。于是,开发畿辅水利屯田的议论又复兴起。首先,丘浚重提虞集旧议,建议于京东沿海地区筑堤拒咸,浚河蓄淡,改良和利用滨海土地,发展农业生产。继之,都御史林俊、兵部尚书李承勋、直隶巡按杨家相等也先后提出畿辅兴屯的主张,但都被束之高阁。

明代后期,政治、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嘉靖、隆庆年间(公元1522—1572年)黄河先后决溢15次,南北运道频频梗阻,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了扭转“军国大命,特依重于漕运”的被动局面,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工科给事中徐贞明上书朝廷,倡议兴修畿辅水利。他认为“近废可耕之地,远资难继之饷”,在经济上一味“仰给江南”,是把国家命运“系于一河”,非长久万全之策。唯有利用畿辅地区的山泉、河川和沿海一带丰裕的土地资源,兴办水利.广开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才是解决财政危机的出路。但朝廷以“役大费繁”,不果。次年,他著《潞水客谈》一书,进一步阐述兴办京东水利的战略意义,有利条件和战术措施。他指出:京东地区“负山控海,负山则泉深而土洚,控海则潮淤而壤沃,兴水利尤易易也”。主张采取统一规划,除害与兴利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发水土资源,“于上流疏渠浚沟,引之灌田,以杀水势;下流多开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筑圩之制。则水利兴、水患亦除矣”。徐氏的意见受到不少人的赞赏,认为“详核切实”可行。是时顺天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等参照徐氏意见,于苏州永平、丰润、玉田一带治水垦田,成效显著。于是,给事中王敬民向朝廷力举贞明。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九月,徐贞明被授为监察御史领垦田使,督治京畿水利。为了调动各方面的营田积极性,徐贞明制订了一系列奖励措施,如规定:“郡县有司以垦田勤惰为殿最”;“召募南人,给衣食农具,俾以一教一,能垦田百亩以上,即为世业,并论功行赏;“垦荒无力者贷以谷,秋成还官,旱潦则免”,等等。经过一个冬春的经营,到次年二月,在永平一带垦田3万9千余亩,同时,密云、平谷、三河、蓟州、遵化、丰润、玉田等地的治水垦田也都有所发展。

然而,治水营田不仅仅是利用与开发水土资源的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时代,后者的制约作用尤为突出。徐氏经营京畿水利营田,虽属利国利民之举,但当时京畿荒闲土地,多被权贵侵占,坐收芦苇薪刍之利,“若开垦成田,归于业户,隶于有司,则己利尽失”,因此,他们“恐水田兴而己失其利”而极力加以反对,这是一。其次,当地豪强地主担心京畿水利营田办好后,原来取之于江南的粮赋会转嫁到自己头上。因是,正当徐贞明“遍历诸河,穷源竟委,将大行疏浚”,全面推行营田之际,而勋戚宦官、豪族地主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上下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