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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汉初文景之治的背景和意义

《戏剧汉归来》在剧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戏剧学会在这部作品上发表了关于“历史戏剧的讨论”的文章。这意义,我以为还不局限于一剧得失的评价。

刘修明同志认为,“这个戏比较准确地掌握了汉初‘文景之治’的历史背景”(见本刊1983年第1期),而它的反映文景之治是以强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为中介的,因此必须看看汉初的这一政策状况。任何同志既肯定“剧本宗旨在于私情与法纪矛盾时,只有绳之以法才能治国,作者用意无疑是好的”,又指出它“没有写明正面人物遵照的是汉家哪条典律”,所交代的只是“文帝口喻”,口喻不就是法律。(同前)其实,在封建社会里法律和政令并不分得那么清楚。即使不曾明颁律令,杀“天子使”也足以构成死罪。我以为问题不在“口喻”上,而在于“抑末”上。文帝时,并没有坚决地“打击奸商”,因而也不至于如戏里所写的使赵通者流预感到末日将临,必然会作最后的挣扎。

西汉初末业直接冲击本业,影响到地主阶级的利益。高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由于国家统一,关隘开放,矿冶、煮盐、铸钱等业又自由经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经济力量强大。这使朝廷感到不安。高祖、惠帝、高后都曾在经济上、政治地位上给予一定的限制。高祖八年(公元前一九九年)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汉书·高祖纪》),这是服饰上区别社会贵贱;还有不准带兵器、乘马的政令:“令贾人毋得操兵、乘骑马”(同上引)。商人富而不贵,但经济实力还在,于是又“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惠帝、高后之际,只在政治上加以限制,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仕宦;虽然在征收算赋(成年男女的人头税)上规定多征,即“汉律人出一算,贾人与奴婢倍算”(《汉书·惠帝纪》注),这种加倍征收在经济上毫不足以损伤他们,无非表明他们的身份和奴婢同列而已。当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商贾经济又比高祖时有所发展。到文帝时更甚,“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汉书·食货志》),“弛山泽(禁令)”(《汉书·文帝纪》)矿冶、煮盐的禁令松弛了,盗铸钱令解除了,于是: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

高祖时一度禁止他们穿丝织品、乘轩车骑高头大马,此时商贾全然无忌,不仅如此,还结交刘氏王侯,势力超过一般官吏。凭什么?“因其富厚”,“以利相倾”。此外,文帝还有卖爵、赎罪之法,给商贾开了两扇方便之门。贾大夫(谊)就看到:“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论积贮疏》)文帝何曾“抑末”?感到商贾经济危害着地主政权,从而坚决推行“强本抑末”政策的,是文帝的孙子武帝。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否定“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与民休息,废秦苛法,扫除烦苛,徭役减轻,社会安定,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所谓“与民休息”,“民”主要是指地主,也包括自耕农;文景之治带来的,是地主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积贮,同时也造成了商贾势力的抬头。

《汉文皇后》里所描写的封建国家与商贾势力的矛盾,在汉武帝时代是不足为奇的,但在汉文帝时却未必如此。

剧中的窦广平,合汉文帝的母舅薄昭和窦皇后的爱弟窦广国两个历史人物于一个形象,这当然是编剧的自由。“窦后兄长君,弟广国字少君”,两人贵为国戚,终于成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汉书·外戚传》),但薄昭确实杀过“汉使者”,因而被迫自戕,自戕前确也有过类似生祭的场面。史有其事,又怎么解释呢?关键是在他杀使,而不在其它。把这样的历史事件放在“强本抑末”的政令下来描绘,不免缺乏依托;如此这般把它放在“文景之治”的背景上来渲染,也有所失当。

象现在那样借窦氏姊弟的故事来反映文景之治,恐怕有其强合之处。诚如任何同志所说,文帝、窦后确有值得称崇的历史进步性,窦氏姊弟的悲欢离合确也有感动人的地方。但我以为,如果要把立旨放在“法”与“情”的矛盾上,那也未始不可,只是不必从“抑末”上落笔,写窦广平一旦以奴隶而为景侯,以富贵骄人,无所顾忌,以致斩汉使获重罪,也能够展开“法”与“情”的矛盾。忘乎所以,作恶扰民,就与文帝的治国之道相违;而文帝不肯隐忍,遣使降罪,景侯在这时还受人(岳父等人)之惑醉杀汉使,也能把戏剧冲突推向顶点,也能保留原有的主要场次,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文景之治。如果这样,未必就不能“引起现代观众的某些联想”。

写历史剧,我并不反对透示出今人作剧的感情,也并不反对作某些虚构。但是,虚构了汉文“抑末”政策,就使戏剧缺少历史感,剧作的时代感便难以很好地建立。历史环境越真实,历史面影越清晰,也就越能发挥史鉴作用:这便是我所要说的一点浅见。

我很抱歉,这里没有一一写出《汉文皇后》已有的成就。原因在于:拙作并非着眼于这一个戏的评价,而是想借此讨论历史剧的一个问题。说错了,请同志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