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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的叙事模式及其美学意义

摘要：六朝时期是我国文言小说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搜神记》作为当时文学领域中产出的一朵奇葩，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本文从叙事学视角对《搜神记》所具有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对《搜神记》叙事主体、叙事视角以及叙事结构进行了解读，并对《搜神记》叙事模式所具有的美学意义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以期能够深化对《搜神记》叙事特征的理解。

关键词：《搜神记》叙事模式美学意义

一、《搜神记》的叙事模式

（一）叙事主体

《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东晋史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搜神记》呈现出了实录的史书性质，其对真实材料的收集以及对正史的补充等，都促使《搜神记》的这一特点得到了彰显。与此同时，《搜神記》是我国第一部神话小说集，这决定了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兼具历史文学叙事者的身份以及志怪小说叙事者的角色，这对《搜神记》所具有的叙事特征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总体而言，史臣在历史发展进程的记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史臣所创作的史书都得以流传千古，如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以及陈寿所创作的《三国志》等。史书叙事具有实录性的特点，要求撰写者能够具备“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素养，同时需要对“寓义于事、借事明义”等史学精神进行贯彻。史书与小说之间具有着紧密的关系，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加入了合理虚构的成分，促使史书中的人物、事迹呈现出了栩栩如生的特点。随着史臣地位的下降，史学家对自身个人意志的行使空间以及叙事话语权受到挤压，这导致了史臣与一般文人之间的差异被持续消除。《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具有东晋史学家的身份，这一身份对《搜神记》的叙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搜神记》在内容上并非“只求实录”，在叙事视角上并非完全是“全知全能”，在撰写目的上也并非是完全为了贯彻“寓义于事、借事明义”精神，而是呈现出了“游心寓目”的特点，由此可见，《搜神记》所遵循的叙事原则与传统史书写作需要遵循的叙事原则明显不同。另外，虽然干宝表明自身的创作动机为证明神鬼之说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明神道之不诬），但是非实录以及虚构是小说特别是神话小说、志怪小说所具有的重要特质，这一特质在《搜神记》中的体现很多见，如在《陈仓篇》中所提到的““童子化为雉，又化为石”很明显并非实录，而是呈现出了虚构性以及浪漫主义特征，由此也可以看出《搜神记》叙事主体在叙事角色层面所具有的多样性。

（二）叙事视角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所选取的叙事视角，决定着作品内容所具有的呈现角度与呈现方式，同时对受众接受作品内容的体验产生着重要影响。由于干宝兼具历史文学叙事者的身份以及志怪小说叙事者的角色，因此，《搜神记》所具有的叙事视角既有史书贯用的“全知全能”视角，也具有“全知全能”视角之外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另外，干宝在叙事视角的选择方面还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如流动视角在《搜神记》中的应用，促使《搜神记》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而了解这些叙事视角，则是对《搜神记》叙事模式做出全面把握，对《搜神记》艺术特色做出深入认知的必要路径。

从《搜神记》对“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的使用来看，大部分史书所使用的叙事视角都为“全知全能”视角，这种视角下的作品内容一般会使用第三人称来进行呈现，在这种叙事视角下，作者可以对作品内容中的人物、事物等进行评论。显然，这种叙事视角能够帮助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发展、历史人物的经历以及关系等进行全面的呈现，并从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身上总结关乎兴衰存亡的道理。在《搜神记》中，许多故事的呈现都使用了“全知全能”视角，并以第三人称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出了呈现，如《人化鼋篇》以及《窦氏生蛇篇》等，都对这种视角进行了应用。在前者中，作者对“江夏黄氏之母浴盘水中，久而不起，变为鼋矣”的故事进行了呈现，同时通过“黄氏累世不敢食鼋肉”来进一步强化这一故事所具有的真实性。由于“人化鼋”在《搜神记》中被多次引用并多次出现这种现象，因此，作者干宝并没有对这一现象、事件进行评论，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这种现象与事件进行了“如实”的记录，这种叙事方式在《搜神记》中并不鲜见。

从《搜神记》对“限制视角”的使用来看，当作者以故事当中某个人物的身份、视角对故事进行呈现时，叙事视角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只能通过论述这一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相对于“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而言，这种具有限制性特征的叙事视角虽然无法从宏观上对故事情节进行事无巨细的阐述，但是却能够制造一定的悬念，促使故事受众能够沿着人物所具有的视角来发现故事的真相。由于《搜神记》属于志怪小说，作者经常会通过设置悬念来得出意想不到的结局以及结论，因此，在《搜神记》中，“限制视角”也是作者经常使用的叙事视角之一。如在《黄审篇》中，作者以黄审的视角对“妇化为狸”的真相做出了探索与呈现，如果作者在这一故事的阐述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