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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婚恋模式探究

从先秦到汉魏六朝,不论是士族文人还是民间才子,都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赞颂过许多女子形象,这些女子大都年轻貌美、温柔端庄、才华横溢且对爱情忠贞不渝,她们是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所构建的纲常伦理一直禁锢在女性身上,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家纲常坍塌,魏晋玄学兴盛,在各种思想的影响下,女性的意识开始觉醒。但是在父权社会的影响下,女性依然以照顾家庭为主。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志怪书说:“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神之道愈炽……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之怪之书。”[1]22志怪小说在汉末开始流行,魏晋南北朝是志怪小说的成熟时期。干宝的《搜神记》就是志怪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本,其以“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为写作目的,以“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为成书方式,收录了许多神仙鬼怪的故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神仙鬼怪与人类的婚配及情爱纠葛的故事,这些故事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女性角色,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时期父权社会下的婚恋观。

1人神、人鬼、人妖婚恋渊源

马克思说:“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的本身。”远古时代,先民对于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都抱有敬畏心理,他们认为除了自身以外,所有的事物背后都有操纵者,由这种敬畏产生恐惧,恐惧生发出一种盲目的崇拜,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崇拜的载体:神仙与鬼怪。神和仙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说文解字·示部》中提到“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对“仙”的解释则是“长生仙去”或者修炼成仙。“鬼,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凡鬼之属皆从鬼。”[2]而怪则是动物或者花草树木化成的精怪。

人神恋,是人类想要往更高一级发展,将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寄托于神或仙的身上,希望通过与主宰万物的神明结交甚至婚姻而得到掌控自然的力量,这种幻想的存在是因为人们对于怪异自然现象的不了解和无法解释而造成的。

早在《诗经·汉广》就有过人神恋的先例,“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1]11,有人将“游女”解读为汉河中游玩的女子,但当时楚地“信巫鬼,重祭祀”,一般的山川河流都有神灵居其中,特别是女神,如巫山神女、湘江的湘妃神,所以可以将其解读为汉河神女,那么《广汉》可以看做是人神相恋的案例。后晋王嘉《拾遗记》中也有周昭王与汉水女神的记载。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写湘水女神“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3]14。在《九歌·山鬼》中女山神“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3]28。宋玉也在《高唐赋》中写巫山女神“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4]，这都是文学作品中凡人思慕神女与神女交往的典型案例。

人鬼恋在汉武帝时期就曾出现过,汉武帝刘彻思念李夫人成疾,使方士为李夫人招魂,汉武帝在帐子里看到李夫人姗姗而来于是写下《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5]这种朦胧中与已故爱人相见的模式,可以看做人鬼恋的初现。后据《三国志》:“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6]记载了曹操想让邴原的女儿与曹冲合葬的事情。曹操为曹冲举办冥婚的行为,社会上的冥婚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人鬼恋故事模式的发展。曹丕的《列异传》的《谈生》篇出现了人鬼恋的完整故事。鬼神故事的出现可能是人本身就对鬼有着不美好的幻想和对死亡抱有很大的恐惧有关,但是这种恐惧心理很矛盾,他们既惧怕死亡、惧怕死去的人化为的鬼魂,又怀有无比的思念,这种矛盾心情就是日后鬼神故事的产生因素。所以,魏晋时期，当人神恋开始蓬勃发展时,人鬼恋也随之而来。

汉朝时期,汉武帝热衷求仙问道、好长生之术,而另一方面儒家恪守着“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训,使得鬼神之说成为不可随意谈论的话题。魏晋时期佛教日渐盛行,佛教中轮回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身处魏晋的战乱时期,自身难保的百姓意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死后的种种就出现了许多的想象与描写,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式微和道教玄学的出现,甚至出现了专谈“怪、力、乱、神”的文本。

2人神婚恋模式

2.1神女与凡人男性

在第一类神女与凡人男性婚恋的故事中,有十六七岁,家住神山坐着装饰漂亮的金车主动嫁给张传还赠其神药的杜兰香(卷一《杜兰香》);也有天上的神女,穿着绫罗绸缎,长相如十五六岁少女,体态姿容如仙子般嫁给弦超的知琼(卷一《弦超附知琼》);还有感念董永孝顺,下凡织布帮助董永报恩的织女(卷一《董永》)。这三则故事里,这三位神女都是自九天下凡而来,要么身怀绝技(织布),要么则十分的富有,而故事中的男性角色没有特别的背景描写。这些女性不仅年轻貌美,在这段婚恋角色中都属于投怀送抱的一种,书中的男性角色都是在女性的要求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