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志怪小说中“龙王”故事的特征.docVIP

宋代志怪小说中“龙王”故事的特征

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标志之一，龙文化的演变是探究中国历史的重要线索。何星亮先生从龙文化内涵研究入手，认为龙文化主要经历了四个较大的阶段，即原始社会时期的龙图腾崇拜为第一阶段；进入农耕文明之后，中国先民将龙作为神灵来崇拜，为龙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秦汉大一统后，将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为龙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唐宋时期佛教龙崇拜与中国传统龙崇拜的结合，是龙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1]57。可见，宋代是中国龙文化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中国龙文化从上古发端，经历千年融合积累，其各方面特征和象征意义至宋代基本定型，为之后中国龙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宋代龙文化的谱系之中，“龙王”崇拜别具时代特色。在汉代之前，中国只有龙神而无“龙王”。隋唐时期佛教的传播，源自古印度的“龙王”崇拜随之遍及中土，并与中国原有的龙崇拜结合起来。“龙王”崇拜发展至宋代，已经形成概念清晰、特点鲜明的“龙王”神祇形象，成为宋代志怪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括异志》《搜神秘览》《夷坚志》《睽车志》《闲窗括异志》作为典型的宋代志怪小说，其中就记载了大量“龙王”题材的故事。本文即通过这些宋代志怪小说中的“龙王”题材故事，分析宋代“龙王”形象具有的佛教、人格化、民间信仰三重特征。

一、“龙王”故事的佛教特征

自佛教东来以来，它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龙王”的称呼首先出现在汉译佛经之中，如季羡林先生就提出：“中译佛经里的龙实际上是梵文‘Naga’的翻译，‘Naga’的意思是蛇。”[2]127在佛教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古印度流传的“Naga”即“那伽”蛇神故事经过佛经翻译者之手，与中国已有的龙形象结合起来，为传统龙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宋代志怪小说中“龙王”故事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佛教特征。“龙王”的佛教特征主要可分为两点，一是故事中的佛教元素，二是故事所反映的宋代佛、儒、道三教融合的文化潮流。

宋代统治者虽多崇信道教，但对于佛教发展亦予以支持。在经历了自唐末会昌法难到五代战乱的衰退之后，佛教在宋代重新繁荣起来。在宋代志怪小说的“龙王”故事中，佛教元素可谓俯拾皆是。如《夷坚志》“黄蘖龙”故事介绍“黄蘖寺在福州西南六十里，山上有龙潭，从崖石间成一穴，直下无底，潭口阔可五尺，寺僧曰：‘此福德龙也’”，名声引得泉州僧人慕名而来，“焚香默祷”向龙王祭拜[3]296。《闲窗括异志》介绍嘉兴县有山名“陈山”，山上有“龙穴深不数尺，春夏不涸”，人们在此修建“龙王庙”和“观音殿”祭拜龙王[4]30。同样在《闲窗括异志》中，还介绍了建立在海盐县“白龙潭”旁的“三塔湾寺”，用以祭拜“三伽蓝顺德龙王”[4]36。以上三则故事中，僧侣选择“龙王”出没之处建设佛寺，可见佛教与“龙王”的紧密关系。此外，《睽车志》记载有向“龙王”求雨的故事。故事中会稽发生旱灾，地方官员“命谒者迎释迦佛及龙王像”祈雨[5]111。可以看出宋人在祭祀活动中，会自觉将“龙王”与佛教联系起来。除直接的佛教元素之外，宋代志怪小说的“龙王”故事中还会出现“龙女”“龙珠”等佛教元素。如《搜神秘览》“龙女庙”故事中描写“澶州黄河堤，有龙女三娘子庙”[6]113。在《夷坚志》“复塘龙珠”故事中，描写天空之中“二龙斗良久”，争斗中“坠一物于半空”，后来“相近富人于氏，闻之来观，见光彩异常，知其龙珠也”[3]698。“龙珠”还出现在《夷坚志》“嘉鱼龙珠”故事中：鄂州嘉鱼县农夫在劳作时看到“一火球在空中，欲下复上，竟坠地，光焰赫然”，村中老人指出“闻骊龙有珠，是必因斗而坠”，于是农夫“解犊鼻裩罩于上，火焰如沃，果一大宝珠”[3]1212。“龙女”是“龙王”的变体，而“龙珠”又称摩尼珠、如意珠，两者都是随着佛教“龙王”崇拜东传进入中国的概念[1]57。这些故事也都可以说明“龙王”故事受佛教因素的影响。

三教融合是宋代“龙王”形象的又一特色。唐代中后期兴起的新禅宗，宋代出现的新儒学即理学，以及两宋之际兴起的新道教鼎足而三，三者的交流融合构成宋代的文化主流，这种融合的趋势同样体现在“龙王”故事当中。如《夷坚志》“顶山回客”故事所讲述，常熟县僧人慈悦“结庵于县北顶山绝崖，白龙庙之旁”虔诚供奉“龙王”。后来慈悦生病，却是被道教神仙“吕真人”吕洞宾化身的香客所救[3]434。再如《夷坚志》“龙溪巨蟹”故事中，宋孝宗淳熙年间福州大旱，士人刘盈之组织祭祀“龙王”祈雨，祭祀队伍由“道士僧巫”以及“农俗三百辈”组成，即包含士人、道士、僧人、巫觋和农民等社会各个阶层[3]982。在以上两则“龙王”故事当中，佛教元素仍是故事的主要基色，同时其中也含有儒家、道教因素的影响。而《夷坚志》“陈州雨龙”故事中，已很难发现佛教元素。在“陈州雨龙”的故事中，陈州太守请路通判求雨，路通判“设厅作法”“焚香布印，叱咤良久”，成功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