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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看司汤达《红与黑》的“心灵辩证法”

《红与黑》素以深入的心理描写及细腻的人物心理变化著称。而心理活动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多层次意识活动的结果。文章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角度，以丰富的文本细节来表现于连内心的挣扎与较量，进而阐释该小说所突出的心灵辩证法。

弗洛伊德；心灵辩证法；《红与黑》

俄国文学批评家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GavrilovichChernyshevsky，1828－1889）在评价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技巧时，首次提出了“心灵辩证法”一说，用以描述列夫·托尔斯泰在其作品中关注人物的思想性格变化过程的创作手法。实则，在列夫·托尔斯泰之前，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在其小说的人物塑造中已将这一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小说《红与黑》中，司汤达深入于连的内心世界，抓住于连思想感情上的每一个微小变化，一丝一缕地理清于连思想及情绪的嬗变，从而完整而细腻地体现了于连感情剧烈转换的全过程。可以说，在心理描写的精密上，司汤达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然而，司汤达在心理深度上的挖掘也同样值得研究。文章试引入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佛洛依德的精神层次理论及人格结构理论来探讨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从而发现更加立体的、更加饱满的心灵辩证法。

一《红与黑》中于连的“英雄”梦

《红与黑》（ScarletandBlack）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之一。作为“英雄”拿破仑忠实而隐蔽的崇拜者，于连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他渴望像拿破仑一样通过屡建战功而扬名，最后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倾天下的荣誉。然而，身为法国外省小木匠的儿子，他既没有天然的政治云梯——高贵的出身，也没有优厚的财富支持，甚至也没有成就拿破仑那样的时代机遇——战争。因此，于连只能在逆境中求生存，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不得不戴上伪善的面具。

或许，“伪善”对于法国上层贵族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和习惯，是贯穿一生的行为模式和思维定向，他们在“面对”自己的伪善和“处理”他人的伪善时游刃有余，因而不会引起精神上的恐慌。不幸的是伪善的面具给于连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危机：一方面，他渴望成功，他懂得巴黎所盛行的实用主义，也懂得上流社会所谓的成功捷径，因而他自愿给自己美丽的脸庞带上丑陋的面具；另一方面，他了解所谓的神圣教会的肮脏和虚伪，亦深切地意识到巴黎的丑恶与黑暗，甚至明白自己正往无底深渊中堕落，他痛恨自己正拼命追求的那个世界。在于连的内心世界，这两股强劲的力量相互纠缠和较量，从而形成了小说中于连精神世界里激烈的动荡和冲突。于连的精神偶像拿破仑“有幸”在现实的战斗中取得了诸多胜利，而于连的“战场”更多地集中在他的内心世界中。

于连出身于社会地位卑微的小作坊主家庭，在当时贵族治下的法国社会，于连深知他农民的儿子这一身份多么卑微，因而于连骨子里的自卑感从未消失。这种自卑感潜伏于无意识之中，不时突出重围进入意识领域，影响于连每一次微小的情绪颤动及每一个有意或无意的行动选择。基于远离自卑、获得尊重的本能，于连在生活中总结了“两套”改写命运的“方法论”：一方面，他崇拜敢于和市长谈论悬铃木的老外科军医。他跟着老军医学习拉丁文和历史，其中战争的荣誉、平民拿破仑到法兰西皇帝的巨变使他对拿破仑时代充满了渴望，于是通过红色革命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在于连心里生根发芽。让·卢梭公平与正义的思想主张成为其指导理论，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则为他提供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于连通过自身的观察发现身着黑袍的神父不仅可以得到教民的拥护与尊重，而且如果经营有方得到有巴黎的贵族充当保护人，那么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神父每年可观的进项尤使他心醉神迷。为此，他在对天主毫无信仰的情况下，把《圣经》记诵得滚瓜烂熟。

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及于连人格的层次分析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认为人格结构包括本我、自我及超我。“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最模糊而不易把握的部分，包括各种欲望和冲突，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的能量储备行为，是来自本能寻求满足的动力。“本我”在人类的幼年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并时常在独处或得意时不经意的流露出来。由于小说主人公于连一出场便是在有了勃勃野心的青年时期，且时常处于理性的自制状态下，而且本我所体现的欲望和要求基本是合乎人性的，也是容易被自己及他人理解和认可的，因此并不容易在人的内心中引起极大的激荡情绪。如于连很自然地被德·雷那尔夫人的美所吸引，在他心中唤起极其美好的情感；又如，于连到了远离人们视线的乡下之后，他跟三个学生愉快地在花园抓捕蝴蝶，“置身于时间最美的群山之中，他尽情地享受着年少时特别激扬的生存快乐”。

“自我”是在本我的表面，处于前意识和无意识中间。在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性和审慎。“自我”除了具有知觉、记忆、思考和动作等一般机能外，对外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