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坚志》看北宋末年的社会现象.docVIP

从《夷坚志》看北宋末年的社会现象

【摘要】《夷坚志》是宋人洪迈写的志怪小说，书中记载了很多与北宋末年相关的故事，多集中于徽、钦二宗时期，北宋末年之际社会动荡，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中原因也是复杂多变的，值得深思。本文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故事，从而了解北宋末年国家危亡前夕存在的种种征兆以及国破家亡过程中妇女、官员的命运处境，揭示当时社会出现的种种现状。

【关键词】《夷坚志》；原因；征兆；命运

一、北宋末年国家危亡的诸多因素

北宋是中国古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经济、文化远比前代繁荣，一度呈现出辉煌的景象。然而这样的一个王朝最终灭在了北方政权金朝手里，可谓唏嘘，原因值得深思，从北宋最后兩个王朝徽宗、钦宗时期的社会现状可窥见一斑。

国家危亡多数与政治腐败相挂钩，包括崇信道教、大兴土木、重用奸臣等。《夷坚志》中都有相关记载，其中对皇帝崇信道教记载颇多，包括兴建道观、宠信道士等，如《宣和宫人》中提到“宣和中，有宫人得病，谵语，持刃纵横不可制。诏宝箓宫法师治之，不效。尽访京城道术者，皆莫能措手”，后来有一位从龙虎山来的程道士被召入宫中除邪，“道士请以禁卫数百，执兵仗围其室三匝，隔门与之语，且投符使服”，道人更是用火术来治宫人，宫人吐露实情且说道：“吾亦龙虎山道士，死而为鬼。凡丹呪法箓，皆素所习，故能解之。不意仙师有真符，今不敢留，愿假数日而去”，最终解救禁中宫人。[1]故事中的道士都有高超的法术，是对道人形象的神化，道士被请入禁中除邪，其实是对道士这一类群体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来决定的。可见，徽宗时期对道士宠信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而这些道士更是把北宋政局搞得乌烟瘴气。

另外，徽宗生活上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为了供应宫廷园林的需要，派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从东南地区搜集各地奇花异石，用船装运到京师，十船为一纲，称为“花石纲”，使得东南地区的百姓苦不堪言。《夷坚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如《杨靖偿冤》中提到“临安人杨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师，得事童贯，积官武功大夫，为州都监。将满秩，造螺钿火鐀三合，穷极精巧，买土人陈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賷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献老蔡，一與贯，以营再任”，而其子并没有按照杨靖的嘱托行事，而是“子但以一进御，而货其二于相国寺，得钱数百千，为游冶费，愆期不归”，其子为免受杨靖责罚却将责任推卸给陈六，导致陈六冤死，后来陈六冤魂来报，杨靖受到恶报惨死。[2]故事中的杨靖先前担任地方低级武官，后因将花石纲运到京师并获得童贯的宠信而升官，在任期将满之时，派其子到京师贿赂权臣，将花石纲进奉给蔡京和童贯。可见，当时存在武官凭借花石纲贿赂权臣升迁的现象，官场升降很大一部分掌握在权臣手里，官员腐败现象严重。

此外，徽宗重用奸臣，有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王黼、朱勔，蔡京又引起新的党争，崇宁元年，蔡京清查向太后当政时上书言事者，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多数被贬官、降官、免官。后又将元祐、元符年间恢复旧法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列入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石碑立于端礼门外，元祐党集碑的存在使得北宋政治变得更加腐朽。《夷坚志》中亦有记载，《张氏狱》中提到政和初年，郇王第四女嫁于杨氏郎孙，杨母张氏性情残暴，多次与媳妇争吵，“杨故元祐党籍中人，门户不得志，妇尤郁郁”。其母张氏说道：“汝以吾为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时节会须改变，吾家岂应终困”，媳妇将张氏所言告知郇王。郇王次子赵士骊的妻子吴氏是王安石妻族，多次出入宰相蔡京家并将张氏所言转达于蔡京，蔡京命人将张氏逮捕入狱，“府尹劾以诽谤乘舆，言语切害，罪至陵迟处斩”[3]，后来张氏被处死且鬼魂不散。故事中张氏的身份是元祐党人的亲属，当时元祐党籍碑出来以后，很多官员受到打压报复，张氏因言论获罪并受刑而死，实则是因为触及蔡京所要维持的新党的利益。可见，在徽宗党争背景时期下，元祐党人的亲属都会受到牵连，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二、北宋末年国家危亡前的预兆

国家在危亡之际必有异象发生，比如灵异动物的出现、极端天气的出现等，当时一些擅于占卜、懂阴阳历学的人也能够预测国家寿限，知道京师王气已尽。如《王俊明》《宣和龙》《龙可前知》《洛中怪兽》《南京龟蛇》《倪辉方技》等。

《王俊明》中提到王俊明能预知国家运势，对人说过：“汴都王气尽矣。君夜以盆水直氐房下望之，皆无一星照临汴分野者。更于宣德门外密掘地二尺，试取一塊土嗅之，躁枯索寞，非复有生气。天星不照，地脈又絶，而为万乘所都，可乎”，认为天星暗沉以及土壤无生机是汴京气数将尽的暗示，提出移都洛阳的方法，但当时的大臣未能居安思危，缺乏国家忧患意识，认为他说的是妄言，将其赶出京师，后来靖康改元以后，他被召入禁中询问说道：“及今改图，尚为不晚。”[4]王俊明是通过一些自然界出现的怪象猜测出国家运势衰微。还有《龙可前知》中提到龙可能预测未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