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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傩舞及傩文化活动

面具舞蹈是全人类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傩舞则是这种共同文化现象的中国方式。“傩”者除也。古人在岁末迎神以驱逐疫鬼，去除邪气。傩舞是傩祭仪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傩”的溯源，早在殷墟卜辞中已有记载。到了周代更有中央政府一级的“国傩”，全国上下共祭的“大傩”。连“至圣先师”孔子也在论著中记述了“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阶阼”的诚惶诚恐的傩祭情况（《论语、乡党篇》）。历史上自周而汉，傩舞由原始巫舞进而成为宫庭中的“方相舞”“十二神舞”等名目的大型舞蹈。宋之后可能随着人们对付自然灾难的能力有所提高。傩舞开始演变成迎神赛会中娱神和人们自娱的文艺活动了。但在解放前，人们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不时的幻想依靠这种古老的手段来驱疫除病，闽北的傩舞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保存下来的。

历史上的邵武府辖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这四个县从古自今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比较密切。以邵南四乡为中心，结合泰宁、建宁的一些乡镇而存在一宗都活动区域（以若干重要寺庙群而自然形成）是傩舞的主要活动地。这里有大埠岗乡河源村的《跳幡僧》《跳八马》、和平镇坎下村的《跳幡僧》。泰宁县朱口镇的《跳幡僧》。建宁县溪源乡大岭村的《跳五神》、楚尾村的《跳八仙》。大埠岗乡、和平镇的《跳弥勒》等。另外还有些本来也有过傩舞活动的地方。现已找不出从事种活动的艺人来了。

上述地区之所以产生傩舞活动。有其地理环境原因。旧时、邵南农村瘟疫猖獗。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鼠疫流行，造成有的村落毁灭，经常是“万户萧疏鬼唱歌”（最后一次发生鼠疫是一九五一年）。平常年份天花、痢疾等传染病也是不断发生。人们在医院能力低下的时代，只好求助神灵佑助。因而，产生和保留傩舞这种艺术形式，有深刻的社会和地理环境因素。当地人都只以舞的具体名称来称呼这类活动，不用也不知道傩舞的名称。这与南丰人直接称“跳傩”有所不同。

邵武傩舞的活动时间因地而异，大埠岗因年年春夏之间痢疾流行，人们指望靠《跳弥勒》来消灾避疫。所以多在农历正月举行。和平镇则在元宵。河源村和坎下村的《跳幡僧》《跳八马》是在当地庙宇迎神赛会时跳。河源村供的是“三佛祖师”，坎下村则是“五通神”。这些“神灵”都不见经典，但和尚尼姑也参与迎神活动。坎下的“五通神”据说是原是吃人的妖精，每年要奉献给他一对童男童女供食用，后被另一处的神仙战败，才改为八月十五日“摆果子”（各种果品及畜牲）。并跳傩舞以威慑这位不安份的草神。泰宁朱口镇本来是在七月某神的“生日”时跳《跳幡僧》，现已成了在元宵节与舞灯等踩街活动同时进行的娱乐活动。建宁溪源乡的《跳五神》和《跳八仙》是在当地所供“五谷神”（神农）和“八仙”的纪念日举行（“五谷神”生日旧历五月廿五）。关于“五谷神”当地有个动人的传说；当初，五谷神把五谷的种子交给人们后，年年丰收，岁岁五谷丰登，人们在富裕后就不爱惜粮食了，糟蹋粮食，拿糍粑做小孩用的坐凳。五谷神大怒，命老鼠把稻种全部收走，造成人间断了粮种。因此人们只好跳“跳五神”去向五谷神谢罪，并把五谷神迎回来，以保丰收。

以上地区傩舞的面具有两种，半片状木雕和筒状纸糊。《跳弥勒》是一“弥勒公”，一“弥勒婆”。都是笑容可掬的形象。与江西的“傩公、傩婆”有些类似，但弥勒不歪咀。《跳八马》是开路神二、弥勒二、黑脸绿脸各二、除弥勒外都是面目狰狞、獠牙外露的恐怖形象。《跳幡僧》是开路神一、弥勒一，另外唐僧师徒四个共六具。开路神弥勒如《跳八马》。唐僧师徒则是如舞台形象刻制。他们还要各扛一书有“经”字或钉有经书的布幡（多用线毯代替），以示取回真经以驱邪。朱口镇的《跳幡僧》则是用纸制面具。现在干脆用市售塑料制品。溪源村的《跳五神》是自制的、多层油布制硬质面具、其图案各异、有红、白、绿、黑数种狰狞形象，故究其源，亦是与傩有关。《跳八仙》则因老艺人故去，目前尚不知其详。

以上地区傩舞的跳法以集体舞为主，个别领舞为辅。舞队一般在迎神赛会游行队伍的中部，到一宽敞处后，由“开路神”清整出一块场地就跳一次。如《跳八马》是全体舞者同时动作，程式基本一致，以弓步、跨步转身为主，加有类似猫步的拗步行进，作八卦方位的队形变化。《跳幡僧》则以“开路神”“弥勒”领舞，唐僧师徒击鼓并作后方位队形变化。“开路神”手击“锏棍”，“弥勒”击木鱼，舞步多为踢跳转身者。《跳五神》与《跳八马》相似。但因老艺人所剩无几，也改为年轻艺人或技艺较精者领舞。《跳弥勒》则有些特殊，旧时，往往因时疫流行或村里有什么灾祸而怪罪一些有“不良行为”的人（如小偷小摸或奸情等）。由村里权威人士（如族长）召集各方面人物商定，罚其中的某两个人（一般是一男一女）来跳《跳弥勒》，以向神灵谢罪。如没有合适的人选则挑选乞丐或轿夫来担任，因此“演员”要临时教授才会跳，动作就有随意性。弥勒公戴面具，上身着宽大的大襟半长袍、右手拿破蒲扇。弥勒婆左手拿一大手绢。用在碎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