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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端午词中的节俗文化阐释

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也称“端阳”“端五”“重午”“重五”“午日”“天中”“龙舟节”“解粽节”等。唐宋时，端午这一节日已被文人纳入诗词，《全唐诗》里有二十多首端午诗，《全宋词》中有118首端午词。[1]有明一代，社会环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享乐之风盛行，造就了节日的繁荣局面。明代的节日民俗丰富多彩，一方面激发了词人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为创作提供了素材，加之前代节日文学的经验，均促使明代的节日词创作蔚然成风。端午词是明代节日词的组成部分，笔者通过查阅《全明词》(饶宗颐、张璋，中华书局2004年)和《全明词补编》(周明初、叶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检索出124首端午词。这些端午词反映了明代端午底蕴深厚、形式丰富的民俗活动，富有深广的历史文化意义。

一、由明代端午词看端午节俗的形式

节日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自然性主要体现于节日的岁时选择，社会性主要表现在节日的民俗活动，节俗是节日的构成要素。中华传统节日具有巨大凝聚力、向心力，潜移默化地吸引国人在节日里参与各类民俗活动。词人既是节日生活的实践者、体验者，又是节日生活的记录者、传承者。明代端午词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展现了明代多姿多彩的节日场景和民俗活动。

(一)“盘堆角黍”：吃粽子

关于粽子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说粽子乃夏至的食物，“夏至节日食粽”；[2](P114)一说粽子源于先民的“龙”图腾祭祀；[3](P221-248)一说粽子起源于民间纪念屈原的活动。[4](P470)粽子源于屈原之说流布甚广，然学界通过考证已否定了这一说法。粽子乃包黍米、稻米而成，且外形有角，故又名角黍、角粽。唐宋时粽子瓤有黍米、稻米、菰米等，“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元稹《表夏十首·其十》)，瓤为稻米，犹如白玉；“角黍包金”(黄裳《喜迁莺·端午泛湖》)，瓤为黍米，好似黄金；菰即茭白草，曾是谷类作物，其种子为菰米，以菰米为瓤的粽子别具特色，“金盘碧粽裹雕菰”(王仲修《宫词》)。到了明代，粽子仍是端午最重要的食品，“盘堆角黍”(朱柔英《满庭芳·令值怀骚》)，“解粽共酬佳节”(吴子孝《锦缠道·端午》)。这一时期，水稻的种植较普遍，稻米粽子较常见，“黍包玉粒”(夏言《少年游·壬寅端午柬李蒲汀》)形象地说明词人所食乃稻米粽子。

(二)“酒泛菖蒲”：喝蒲酒

菖蒲可散瘀祛湿、驱蚊解毒，具药理作用；其叶片狭长笔直，形似宝剑，具辟邪寓意；且生机盎然、亭亭玉立，具观赏价值。历代文人雅士多吟咏，李白《嵩山采菖蒲者》云：“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陆游《菖蒲》云：“菖蒲古上药……采服可以仙。”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2](P47)古人相信菖蒲的效用，采摘菖蒲的根状茎，切碎后泡酒，在端午节饮用，“邀倒金樽，细把菖蒲切”(黄玺《醉花阴·今朝正值端阳节》)，“酒泛菖蒲香玉碎”(叶小鸾《临江仙·端午》)。端午节与菖蒲酒密不可分，明代端午饮菖蒲酒之风盛行不衰。不单在民间聚会上，在宫廷的端午宴上，菖蒲酒也必不可少，“菖蒲浮碧，衣赐香罗，忆陪宫宴”(刘炳《水龙吟·己巳端午》)。不惟男子，闺中女子在端午佳节也常饮菖蒲酒，“笑语泛蒲觞”(朱柔英《重罍金·沉湘佳节怀荆楚》)。端午宴上，菖蒲酒与粽子相得益彰，“菖蒲角黍，佳节又逢端午”(顾恂《苏武慢·天存请赏榴花》)。

(三)“艾枝悬绿”：挂艾草

农历五月，艾草生长茂盛，且有药用价值。“五月五日，古俗忌为‘恶日’”，[5]于是古人在端午用艾草驱病邪、保康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云：“又钉艾人于门上。”[6](P203)何为艾人？一说艾人是像人形的艾，苏轼曾驳斥艾人之说，从反面反映出这一节俗，“端午日，日未出，以意求艾似人者，辄撷之以灸殊有效。幼时见一书中云尔，忘其为何书也。艾未有真似人者，于明暗间，苟以意命之而已。万法皆妄，无一真者，此何疑焉”。[7](P2349)一说艾人是把艾草捆扎成人形。明人在端午节依照旧俗悬挂艾叶、艾人以驱虫、辟邪，“艾枝悬绿”(刘炳《水龙吟·己巳端午》)，“翠艾成人”(韩奕《齐天乐·寿内，时值端阳》)，“结艾成人”(郑以伟《齐天乐·端午》)。明人在端午节不仅挂艾草，还佩艾虎。艾虎，指剪艾叶为虎形或在虎形饰物上贴艾叶，或戴或挂以祈求平安。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岁时杂记》，“端五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8](P243)为何要把艾叶与虎形结合呢？古人把虎看作神兽，认为虎可镇邪驱魔，“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9](P368)在古人看来，艾叶加上虎形，辟邪作用加倍。端午众人皆佩艾虎，或悬于发上，“翡翠钗头悬艾虎”(朱柔英《重罍金·沉湘佳节怀荆楚》)，或悬于身上，“游人争出，俱悬艾虎”(沈宪英《水龙吟·胥江竞渡》)。明人还把艾虎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