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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轼丧葬思想探微

朱轼(1665-1736年)，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清康熙四年(1665)出生在高安县坡山艮溪里(今江西省高安市村前乡艮下村)，卒于乾隆元年(1736)，享年七十二岁。康熙三十三年(1694)考取进士，曾任潜江知县、陕西学政、浙江巡抚等职。雍正皇帝即位后，命朱轼为皇四子、皇五子讲席，任《圣祖实录》总裁，入值南书房，加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衔，雍正三年(1725)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皇帝即位后，更是重视朱轼，令其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理事，参决政要。因他曾担任乾隆皇帝的老师，故也被称为“帝师元老”。朱轼一生官位显赫，但他为人不求名利，不看重钱财，清介绝俗，“立朝大节，多人所不能及”[1]。

朱轼的父亲及祖父都是读书人，他从小就接受理学的熏陶，自幼聪颖，被称为家族的“千里驹”，博学多才，对于中国传统礼制颇有研究。清前期，社会秩序多混乱，因此，当时社会出现了许多“于礼不合”的现象。面对这种社会现状，当时士大夫普遍认为“正一身以正国家、天下者，其惟礼”[2]，但大多数人是“知有古礼，而其宜于今与否，固未尝有所论断也”[3]。而朱轼将自己学习的古代传统礼制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结合起来，损益折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仪教化思想。丧葬之礼就是朱轼在礼仪礼制中最重视的部分，更能集中体现他礼俗相融的思想内涵。

一、重视丧葬之礼

中国由于受到儒家传统“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丧祭之礼在各种礼制中显得更为重要。而朱轼自幼习礼，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对于丧葬之礼更是十分重视。朱轼为达到“寓示俭于示礼之中，所以化民成俗”[4]的目的，经过多方考量，折衷古今，写成了《仪礼节略》。《仪礼节略》是康熙年间朱轼担任浙江巡抚时所著，为使各种礼制明晰，还绘有礼图。全书共二十卷，其中文字十七卷，礼图三卷，文为朱轼所写，而图由其弟子王叶滋所绘。此书“大旨本于朱子，旁采历朝兼稽近代凡于礼有发明者，荟萃极博，审择极精”[5]，全书分为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四个部分。在这十七卷文字中，丧礼共占九卷，超过了其他三种礼的总和，而且对丧礼的介绍非常细致，甚至连丧葬中的言语、饮食这样的细节也加以规定，使世人在细微之处也遵守礼制，由此也可以看出朱轼对丧葬之礼的重视。

朱轼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重视丧葬之礼，更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世人作出了表率。康熙六十年(1721)，朱轼父亲卒于家乡，朱轼在京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后，“病加剧，头晕、嗽不止，日进粥半甌，形骸骨立”[6]，在第一时间奏请解任丁忧，康熙皇帝不允，令其在京守制。随后朱轼又先后四次上疏请求解任守制回乡葬父，每封奏疏都深切表达了丧父的哀思及回乡的迫切，结果上均不允，之后又经过几番奏请，皇帝同意其请假回乡葬父。正当朱轼欲展假继续在籍守孝时，康熙皇帝驾崩，朱轼因国丧而回京。雍正四年(1726)朱轼之母在籍病殁，当时朱轼已经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虽然身居高位，但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他立即奏请解任终制，坚持解任回乡守丧，雍正帝鉴于朱轼言辞恳切，故“允从所请，解任开缺，以全其志”[7]，同意朱轼卸任，素服三年，不补原官，但要在京居住，以备顾问修理海塘之事，“朝会燕饗俱不与”[8]，故此“于礼既尽，于心亦安”[9]。朱轼坚持为父母守制与有些官吏为了官位“匿丧”的行为相比，高下立现，不仅展现了朱轼的高风亮节，也表现出朱轼对丧葬之礼的重视。

二、反对停柩不葬

清朝前期，各省或多或少都有停柩不葬之恶习，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停柩不葬最严重的就是清代，具有一定普遍性，其中以一些南方省份尤为普遍[10]。朱轼曾任职过的湖北、陕西、浙江等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停柩不葬的问题，因此朱轼对此问题尤为关注。虽然《大清律例》第一条就规定“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或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11]，但现实中，“卒无举行者”[12]，停柩不葬者大有人在。朱轼也看到了当时停柩不葬风气愈演愈烈，甚至“近世士大夫家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数柩不举者”[13]。

首先，根据朱轼的分析，出现停柩不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家贫不能葬。清前期，由于长期战乱，百姓生活困难，无力丧葬，于是逐渐形成了停柩不葬之风。他认为这是出现停柩不葬习俗的最主要原因，但朱轼并不认同这种风气，认为若家贫实行俭葬即可，只需“纹手足形，縣棺而封”[14]，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也未闻有因家贫而不葬其亲的事情，因此家贫不应成为停柩不葬的理由。二是堪舆择地，清代堪舆思想非常严重，寻找最佳墓穴位置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很多士绅也深信不疑，而朱轼对于堪舆给子孙后代带来福祉的观点不以为然，不信风水之说。三是时日不利。三月而葬是古代礼制的要求，中国历来也有择良辰吉日的习惯，古代丧葬也存在许多择时择日而葬的例子，故许多人为择时择日而停柩不葬。

孔子在《论语》中针对孝道问题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