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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墓志文献所见宋夏关系

摘要：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出土了一系列涉及宋夏关系的墓志，为全面研究宋夏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这些墓志涉及北宋“联番制夏”的防御策略、北宋对西夏战争以及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内容，补充了已有史料中有关宋夏关系的有关记载，对研究和认识宋夏关系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墓志；宋夏；关系；北宋；西夏

宋夏时期，长期的对峙和战争严重影响到北宋与西夏之间关系，对宋、辽、夏各自政权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西夏虽然在综合实力上弱于北宋，但它在宋、辽两者关系中影响不可小视。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出土的大量宋代墓志为研究宋夏关系提供了史料补充，发现和补正了宋夏交往的相关细节，弥补了以往关于宋夏关系研究中偏重于传统典籍的状况。基于此，笔者试图对出土的宋代墓志文献中有关宋夏交往的史料进行系统的归纳和研究，进一步探讨宋夏关系相关细节。

一、墓志所见北宋“联番制夏”的防御策略

自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继迁反抗北宋后，辽与西夏又结甥舅之好，北宋朝野的不安全感愈加强烈。他们开始对辽、夏之外的第三支力量——沿边番部，尤其是吐蕃诸部加以笼络，实施“联番制夏”的防御策略。《王拱辰墓志》、《王尚恭墓志》、《冯京墓志》中部分内容都反映了北宋“联番制夏”策略的实施过程。

“联番制夏”策略明确提出是在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由张齐贤提出，此时李继迁正围攻北宋重镇灵州，张齐贤提出了联合西凉六谷潘罗支蕃部解灵州之围。“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在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啖之以官爵，诱之以货财，推恩信以导其诚，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丑之势减矣，所以臣乞封潘罗支为六谷王，及厚赐金帛，仍先敦谕，彼必向风。[1]1075宋廷采纳了这一建议。这标志着由宋初“抚宁部落，务令安集”[2]14157向“联番制夏”开始转变。宋廷从政治上对沿边番部首领加以册封，到经济上的互市、赐赏、优恤等笼络蕃部，达到钳制西夏的目的。

仁宗朝，在“联番制夏”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北宋对沿边番部和豪酋，继续进行笼络，加以利用。《王尚恭墓志》云：“庆历八年，夏贼元昊为子宁令哥所杀，国人诛之，立其幼子谅祚而来告哀。公谓孙公曰：‘元昊负恩，屡挫官军，忠臣义士，痛心顿足，未能擒戮。今父子相□而立其幼，殆天亡贼也，因请未赐王爵止授以节帅之名，择其强臣宠以高官，使分其权，复以厚赏招致近边豪酋，渐收其用，以壮吾藩篱，则西陲可久安，不然，后难制也。”[3]可以看出厚赏沿边豪酋，加以利用，共同抵抗西夏侵扰已成为宋朝君臣共识。在此基础上，北宋对沿边熟羌也进行调整和安置。《王拱辰墓志》记载：“杜公杞患属羌支离为西贼所攻，不能相救。公请密谕属羌之酋比族相结，互为应援，每贼至，则举烽，击鼓，少壮毕集，无敢后者。自此属羌安于耕稼，贼不能扰，因得诸侯所居险易、山川、道路、兵贼强弱之实，图以上之。仁皇嘉其策，命诸路传以为法。”[4]

“联番制夏”的策略得到了北宋朝廷的采纳。《王拱辰墓志》记载：“三年，羌复犯我庆州之塞，而边将亦出兵攻袭，又因取其罗兀城，公度构兵势未已也，复上疏言：‘章圣得潘罗友而继迁之患，息仁宗用唃嘶罗而元昊寝衰，今吐蕃董德毡世受封爵，宜更以愍信厚之，心为中国用。朝廷从其言。”[4]由此可以看出，从宋仁宗时期，宋廷就通过联合唃嘶啰、吐蕃等沿边诸部，共同来抵制西夏。宋廷对招抚番部得力的大臣，委以重用。《宋构墓志》记载宋构因“以招降番部功”，先后“迁朝奉郎、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事司。”[5]

“联番制夏”的御夏策略在宋夏战争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冯京墓志》记载：“乞修古渭寨以扼西人之咽喉，使秦州通唃氏，授木征等以官，以夺西人肘腋。公议初盖如此，朝廷后遂取熙河。”[6]“古渭寨”即唐时渭州，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三月建为寨。古渭寨地理位置险要，北宋修建古渭寨的目的是打通秦州与唃氏通道，然后试图授于木征等以官爵的方式，联合唃氏部落，最终打败西夏，实现攻取熙河目标。而之后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计划的正确，北宋最终实现了攻取熙河目标。

在“联番制夏”的防御思路影响下，熙宁五年，王韶招纳洮河、武胜军一带蕃部鄂特凌等千余人；熙宁六年，“叠、眺羌酋皆以城附”；[2]10581熙宁七年，唃嘶罗嫡长孙木征“率酋长八十余人诣军门降。”[2]13640对归附宋朝的番部诸首领，宋廷以金帛、官爵等进行赐赏和笼络，沿边番部开始对宋朝的各项活动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史料记载，鬼章引兵犯熙河，包顺、包城兄弟多次率领蕃部将鬼章兵击退；岷州军食不足，辖乌察及本琳沁“两人各献大麦万口、牛五百头、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领”；镇眺军蕃部还积极献木并帮助宋廷运送木材；宋朝在熙河路修建佛寺时，“酋豪为之助”，纷纷“施财造像”。[2]1358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