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熙载夜宴图》看中国古代晚宴的服饰表现.docVIP

从《韩熙载夜宴图》看中国古代晚宴的服饰表现

古今中外，以酒、美食宴客的行为可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现象，宴会又称宴饮，是主人设宴款待宾客的一种常见形式，宴饮活动自周代开始便逐渐活跃，种类繁多。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形形色色的宴会形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历史蕴含着几千年的礼乐文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宴会组织形式的不同，这其中，服饰的设计便可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韩熙载夜宴图》作于五代十国时期，是从唐代服饰到宋代服饰的过渡期，此图以长卷的形式主要描绘南唐大臣韩熙载潇洒自如的夜宴生活，全卷分为“奏乐”“观舞”“休息”“轻吹”“送客”五个部分，用笔细腻圆润，服装设色明丽又不失清雅、讲究又不失协调，通过服饰的表现也可探究出一定的社会内涵。作为中国古代存留下来的一幅宴饮图，又具有人物画的写实性，是古代宴会的真实再现，也是研究古代宴会人们穿着打扮不可多得的绘画资料。

一、服饰设色手法具有一定的社会内涵

《韩熙载夜宴图》中人们载歌载舞、座无虚席，图中所绘服饰纹样种类丰富，多以平面化的方式点缀，造型多样的刺绣、织锦纹样形态逼真，极为精致。服饰衣纹劲健，线条流畅秀丽，行笔细腻圆润，女性发饰、披帛、襦裙设色简洁明丽，多以颜色明亮的朱砂、石青、三绿等颜色，色度饱和，具有层次感。男性服饰则俊朗温雅，主人韩熙载等一些男宾客服装颜色多为深色，状元则身着红色的长袍，僧人身着黄色的袈裟，笔法刚柔并济，使得整幅画面的服装设色和场景配色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却又整饬统一。

色彩是具有社会性的，是社会观念的载体，色彩又是具有象征性的，每一种颜色在特定的时期有不同的意义，色彩应用在服装上也是如此。《韩熙载夜宴图》的成画年代相传是在五代，相对于唐朝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五代时期更崇尚儒雅之风，尤以女性服饰为代表，从唐代华丽缤纷的服饰逐渐转向简洁的素雅之风，宋代的伦理学和道德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并形成“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制度，这点在服饰的设色方面显而易见，位高权重的有势之族自然会用色彩来象征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儒家思想，在绘画方面也得以应用。儒家把白、青、红、黄、黑“五色”定为“正色”，五色两两相配的颜色为“间色”，正色被视为尊，间色被视为卑，并赋予色彩尊卑、贵贱等象征意义，代表君臣、主仆的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如红色为“正色”，是一个吉祥喜庆的色彩象征，绿色（间色）被视为贱色①。《韩熙载夜宴图》宴会中人物服装设色手法就遵循了这一原则，比如韩熙载在不同的场景中服装颜色的设计，由开始“奏乐”时的一身黑色长袍（图1）到“观舞”场景的黄色长袍（图2），再到拿着扇子休息时的白色服装，都是“五色”里的正色，在画面中也是主色，状元朗桀为红色长袍，腰间黑色的腰袱格外显眼，唯一在场的僧人的服装以黄色设色，男宾也多为深绿色长袍（图3）。宋王栐《燕翼贻谋录》有：“江南初下，李后主朝京师，其群臣随才任使，公卿将相多为小官。惟任州县官者仍旧。至于服色，例令服绿，不问官品高下。”②虽说儒家思想“五色”中不含绿色，但是由此可见不管官阶大小，男子多着绿衣，故宴会中的男宾客大都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反观画面中女性角色的服装，图2观舞场景中的舞女王屋山，一身浅蓝色的衣衫，且人物造型相对较小，还有休息场景中陪韩熙载坐在榻上的女性（图4），服饰设色多是石青、石绿、朱砂等间色，腰间丝带也是此类颜色，这种颜色的社会隐喻暗示了宴会中男性地位的尊贵和女性地位的卑微，女性在宴会中的作用大多作为男性欣赏和娱乐的对象。画面中室内家具色彩凝重，与人物明亮欢快的色彩相互衬托，不仅起到了突出人物的作用，而且赋予画面沉着的意味。总而言之，《韩熙载夜宴图》中男女服饰的设色别具一格，正色与间色、主色与辅色的强烈对比与互补，使得画面和谐统一，呈现出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画面典雅的氛围。

二、女性服饰以短襦裙、圆领长裙、细长披帛为代表

女性发饰以环髻较为盛行，服装以襦衫长裙和披帛为主要装扮。南宋朱熹曾言：“妇女环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③《韩熙载夜宴图》中女性的髻形便是此类“特髻”，把头发挽成单束置于头部，披帛盛装打扮，在宴会中既显得干净利落又不失庄重优雅。整体装扮为：高髻、上襦、小簇团花长裙（图1、图4、图5）。再看描绘唐代仕女的《簪花仕女图》，图6、图7中女性发饰复杂，髻形更大，全部盘于脑后，这是唐代女子典型的发型，并配以华丽贵重的饰品加以装饰。夜宴图中女性服装则是宫廷装扮，典型的襦裙、圆领长裙、披帛呈现出中国古代传统女性的形象。韩熙载本身为官，宴会也属于上层阶级的形式，故画家对宴会中人物服饰的描绘都具有宫廷服饰的特点，夜宴中女性穿着多为宽松长裙，配以窄袖长衫和披帛，腰间或是配腰袱加以固定，或是系彩色自然下垂的细带，倾向于简约、方便的服饰之风（图5）。对比西方宴会，以尤金·吉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