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祭祖礼的前兆：上古祖先崇拜意识发展概观.docVIP

商周祭祖礼的前兆：上古祖先崇拜意识发展概观

祭祖礼是祖先崇拜观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换言之，祖先崇拜并非与祭祖礼同时产生。早在商代晚期祭祖礼制度化之前，祖先崇拜早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殷商早期及中期卜辞展现了祭祖礼的早期面貌，同时也记录了问卜祖先的日常。祖先祭祀有赖于商周卜辞、青铜铭文以及其它相关传世文献的记载，今人得以见其真实面目。而在此之前祖先崇拜的具体表征，需要借助史前考古成果及相关宗教学、人类学研究成果，透过相关现象深入到祖先意识的流变过程、原因等方面，以此勾勒出制度化祭祀之前祖先崇拜发展的大体脉络。

一、祖先崇拜导源

祖先崇拜根源于早期人类对生死问题的考量。人类社会发展之初，对于自我生存之外的存在形态，以及自我之外的其他力量认知不足，未知的一切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且大多超脱于自我力量的把控，在一定程度上，受非我之外的各种存在所左右，人的活动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此外，自然灾害、虫兽伤害以及低下的卫生医疗水平等，无不对人的生存形成挑战。因此，生死问题成为根本命题。与之而来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从个体意义上而言，人死后是否存在；其二，从群体意义上而言，怎样应对死亡对氏族发展的不利影响。从早期氏族墓葬，以生活用器陪葬这一现象而言，人们相信肉体死后仍然以不可见的形态存在，这就是灵魂观念。至于如何在高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条件下，维持氏族长久存在，就激发了人们对于生殖的狂热崇拜，主要表现为对人自身生殖能力的强调。即使是早期氏族社会尚未出现祖先崇拜观念之前，仍不乏对生死问题作出探索与回应。

(一)关于死亡：祖先是人死后状态的代名词

“死亡并不具有神圣化的作用。正因为死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灵魂与凡俗事物完全的和最终的分离，所以说如果灵魂已经具有神圣性质的话，那么死亡可以强化这些性质，但却不能创造这种性质”[1]。人类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态度，归根结底源于现实生存。换言之，祖先是人死后状态的代名词，灵魂的不可见、不可知的形态成为祖先最为神秘的存在形式，使得祖先具有了神圣性质。令人遗憾的是，据现有考古出土成果显示，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尚难以见出早期人类的祖先崇拜意识，但是其重视死亡一点却是不容否定的。

同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浐河东岸的半坡遗址，与临潼临河东岸的姜寨聚落遗址，其氏族聚落居址之外都已有规整的氏族墓地分布(1)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提出：“半坡、姜寨那种环壕大型居址，其中以大房子为中心，小房子在其周围所体现的氏族团结向心的精神，以及居址之外有排列较整齐的氏族墓地，……说明氏族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具体内容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安葬氏族祖先的墓地与居址共存，除了反映出对祖先死后遗体的尊重之外，更透露出对死亡的重视，死后同样享有居所，这或许是对“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观念最早的注脚。河南临汝出土的成人伊川缸，反映出二次葬的丧葬习俗，其中最为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据严文明考证此为氏族首领的棺瓮，“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武善战的，他曾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领白鹳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行殊死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他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的功勋，专门给他烧制了一个最大最好的陶缸，并且打破不在瓮棺上作画的惯例，用画笔把他的业绩记录在上面”[2]，换言之，这位氏族首领在死后不仅两次下葬，此外生平功绩还被绘制在陶缸外，可见生者对这位氏族首领追悼之深。

(二)关于生殖：氏族生生不息与狂热的生殖崇拜

人类社会之初，受诸多自然气象地质灾害以及未经驯化的众多野兽猛禽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人自身的生存总是处于种种不可预知的威胁中，在各种不可抗力的面前，生命总是极为脆弱。加之尚不健全的卫生医疗条件，以及人体生理健康知识等的匮乏，人口出生率极低，即使是顺利降生的婴儿也多有因先天发育缺陷抑或是后天疾病而夭折，人均寿命也往往短暂，在这种低出生率高死亡率的氏族社会早期，生殖崇拜成为保证氏族长久存在的关键。早期的生殖崇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自身生殖能力的崇拜；二是对繁殖能力强盛的动物的崇拜。

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除了女神像与祭坛之外，还有大量裸体女性塑像出土，其体态特征多是丰乳、肥臀、小腹鼓起的宽胖体态，此类体征往往指向的是较强的生殖能力。祭祀场合中此类塑像的出现，很有可能是生殖崇拜观念下祈求子嗣仪式的相关留存。与此相关，诸如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等也出现了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刻画，同样是基于对人自身生殖能力的崇拜。除此之外，仰韶文化彩陶中常见鱼纹、蛙纹图案。由于鱼、蛙具有超强的繁殖能力，因此有关鱼、蛙图像本身也同时带有了获取绵延子嗣的神秘力量，不论是一种不可言喻的交感巫术，抑或是纯粹的自然崇拜，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