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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考论

明代祠堂祭祖数总体可分为四代及其以内、五代、五代以上三种情况。祭祀四代及四代以内的理论依据除《家礼》以外，还有古制及今制，但在实施中人们多遵《家礼》；祭祀五代及五代以上的理论依据为程颐的始先祖之论及多祖论等，实施中，祭祀五代多以“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出现，祭祀五代以上则因缘情制礼、以义起礼及萃聚人心等而没有固定规律。明代祠堂祭祖位次有尚右、昭穆、尚中之制及其他方式。《家礼》提倡的尚右之制有所推行，昭穆之制、尚中之制及其他方式，尤其是后二者，则在社会上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实施，甚至还可能是祠堂祭祖位次实施的主流。

明代；祠堂；祭祖数；位次

明代是中国祠堂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其祠堂数量、形式及规模均别具特色。关于明代祠堂，前人多有研究①，但有关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的研究却相对较少②。如果不明白祠堂所祭祖先数及如何摆放，就无法使得祠堂合理(礼)正常地运转，故祠堂祭祖数与其位次研究极富价值。常建华曾说：“祠祭祖先在礼制上的关键问题是所祭祖先的世代和神主的摆放位置。”[1]121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明代祠堂祭祖数及其位次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期弥补遗珠之憾。

一、祭祖数

明代祠堂祭祀祖先的数目，有据《家礼》所确定的支庶地位而祭祀一至四代不等，也有因宗族壮大的实际情况或其他因素而祭祀五代甚至五代以上者。此外，明代祠堂祭祀除了祭祀直系祖先外还祭祀旁系亲属。下面我们就从理论与实施两方面分四种情况对明代祠堂祭祖数进行梳理。

(一)祭祀四代及四代以下

1.祭祀一代。祭祀一代，自古已然，宋儒朱熹即说：“古者士庶止祭考妣。”[2]卷9，121而在明代祭祀一代祖先，通常是由该家的支庶地位决定的。如辽东名儒贺钦便因是支子，“四时祭祀止于考妣”[3]卷7，695。

2.祭祀二代。明代礼典规定：“庶人无祠堂，唯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品官同而无椟。”[4]卷6，172不过，人们祭祀二代却多遵依《家礼》，如安福潘多吉、江西罗京等就是如此[5]卷13，594。

3.祭祀三代。祭祀三代，宋已出现，司马光《书仪》就记载了祭祀三代的仪节[6]卷10，521-523。时至明代，行唐知县胡秉中奏请祭祀三代，并得到了朱元璋的允准[7]卷1，170。明初祭祀三代的规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学者毛奇龄即言：“明初礼官用行唐县知县胡秉中议，许庶人祭及三代。今俗祭祝词尚有称三代尊亲者。”[8]卷1，748

需要说明的是，洪武时期对于庶民祭祀三代还是四代，太祖的态度时有所变。如无锡处士华悰韡说：“祠堂神主世次，初焉钦遵祭礼，庶民祭三代，故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无后者附焉。近年钦颁‘教民榜’内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灵’，则是庶民亦许祭四代矣。”[9]卷1，272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4.祭祀四代。祭祀四代的依据为程颐所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有异，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须如是。其疏数之节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10]卷15，167后该主张为《家礼》吸纳。明人在实施时也多遵循《家礼》，如安福刘球家“祠祀四代”[11]卷1，371，其制度、礼仪即悉遵朱子所定。又，德兴舒氏祠堂“所祭世数之远近”，也“一惟朱子之是遵也”[12]卷30，613。甚至有的人恪守《家礼》祭祖数的规定，一旦有人违背，即便名门望族也要进行谴责，这从诸如“义门郑氏祀五世，僭矣”[13]卷5，283之类的言论中就可看出。

(二)祭祀五代

祭祀五代，通常指“高、曾、祖、考+始祖”的模式，朱熹初亦赞成，后认为有僭越之嫌而不再施行[14]卷87，2257-2258。但《家礼》仍保留有冬至祭始祖的礼文，从而为后人祭始祖留下了口实。《万一楼集》所载“冬至祭初祖，《朱子家礼》有明文矣”[15]卷40，505-506，便是明证。

元代采用“高、曾、祖、考+始祖”模式较有影响者为义门郑氏。据载，“义门郑氏(祠堂之法)以中位始祖为上，高、曾、祖、考左右分次之”[16]卷7，419。至明中期，丘浚在礼典中对该模式进行了肯定③，他的祖先排位类似义门郑氏，即“中设先祖考妣位于中堂，自先祖而下考左妣右，分为两列”[17]卷7，591。关于先祖，丘浚说：“高祖之父为五世祖，推而上之为六世、七世，随所知而书之。或以始迁之祖，或以起家之祖，在高祖以前者一人为先祖。”[17]卷7，591即他将始迁祖与起家祖定位为先祖，而在丘浚看来起家祖指起家为官的祖先，也就是初有封爵者，即他所说的始祖[17]卷1,457。又，丘浚此主张乃针对《家礼》祭四代无法满足现实需要而提出。因此，我们认为丘浚的祭祖模式为“高、曾、祖、考+始祖”。而这一模式伴随着嘉靖十五年诏允庶民可以祭祀始祖，遂变得日益合法化。

事实上，除《家礼仪节》及嘉靖诏令的文本肯定以外，在实施中明代其实早已有“高、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