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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教育及其含义

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幸福。

——苏霍姆林斯基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是一个国家或其执政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假设根植于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理论——人们总是向往幸福。（至少，没有人向往痛苦，并且几乎所有人都厌恶痛苦。那么，相较于有痛苦，人们会趋向于无痛苦的状态，而后者的幸福程度显然要高于前者。）如果一国政府和执政党不能为人民带来幸福，甚至是带来痛苦，那么必然会被推翻。远有中国几千年王朝兴衰为鉴，近有苏联尸骨未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而为人民谋幸福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初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忽略了对幸福的教育。体制外的教育更像是一种技能培训，包括考试技能、工作技能、生活技能等，并且以前两者为主。体制外的教育包括针对婴幼儿的早教、针对小学、初高中生的学科教育及素质教育、针对大学生的升学教育（如考研）、针对社会范围的资格考试教育（如法考、CPA、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消防工程师考试等）及公务员考试教育、针对社会范围的职业技能培训（如成人编程、视频拍摄、视频剪辑等）严格来说，体制外的教育不属于“教育”，因为其只有“教”而少有或没有“育”。几乎无需论证，体制外的教育（或称技能培训）并不包含幸福教育。而作为一个经历了三年幼儿园、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和四年大学教育的学生，我也很难在过去十九年的体制内教育体系中找到有关幸福教育的课程。唯一有些许相关的或许是小学的品德课、中学的政治课和大学的心理课。但显然，它们并不着重强调幸福教育。针对老年人的老年教育（包括包括兴趣爱好类的书法、国画、声乐、插花等以及生活类的养生、电子设备使用等）同样对幸福涉及较少。相较之下，似乎特殊教育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由于人们意识中没有对“幸福教育”的需求，因此试图依靠市场（即体制外的教培机构）提供幸福教育并不现实（至少现在如此）。因此，我们只能将幸福教育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教育。故以下讨论仅围绕体制内教育展开。

过去，学校教给了我们知识，却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知识；教会了我们如何使用诸如数学一类的工具，却并未告诉我们其意义之所在；教会了我们考一个高分，却没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考高分，得到高分、被录取到更高学府后该做什么；教会了我们运动，却没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运动和健康的重要性；大学和专科教育将我们培养成社会中的劳动力，我们可以用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在社会中赚取报酬，创造财富，但从未有人告诉我们金钱的意义以及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和使用钱；学校教会了我们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但却未教给我们如何改造世界，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改造世界，应当向什么方向改造世界（或许政治课上已经有所讨论，但从实践上看，在政治课讲授这些内容的效果并不好）。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家庭和婚姻；没有人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或母亲；没有人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没有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没有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面对死亡……这些内容或许在某些专业课程中（譬如社会学、哲学）有所涉及，但这种讨论是抽象的——它扎根在故纸堆的理论中，与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我们未来的人生相去甚远。

正是上述这些没有在学校中传授的“知识”，或者说“信念”，决定了我们的幸福程度。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劳动的人会对学习和劳动产生好感；一个只知道随波逐流的人会考虑改造社会；一个对婚姻毫无概念的人会忠诚并尊重另一半；一个不知道怎样做父母的人有能力为孩子提供身心健康、幸福有爱的童年；一个避谈死亡的人能理性、平静地面对自己和亲人的生命终点。

如果我们承认，为人民带来幸福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与目标，那么政府就有义务和责任为人民提供幸福教育。[4]幸福教育，既不是直接教人如何感知幸福，也不是给人灌输所谓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而是引导人们去思考存在的意义，自己之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而幸福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教给人什么是幸福，也不仅是传授一种体验幸福的能力，而是让人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创造幸福，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并幸福地度过一生。从最基本的限度看，至少应当教会人们如何正确养育子女，如何正确对待家庭和婚姻。不时报道的杀害、虐待子女的恶性事件以及我国逐年攀升的离婚率，都反映了提供幸福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幸福的人的世界是一个幸福的世界，而幸福人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