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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隐制度及其刑法思考

摘要：容隐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外法律的共同传

统。其并非为一般人所理解是封建主义的垃圾和民主法制的障碍。相

反，他充分体现了刑法与伦理所应有的关系，与现代刑法的三大基本

原则，刑法的三大价值以及刑法的期待可能性理论方面都具有契合

之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值得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容隐制度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价值期待可能性

一容隐制度概述

在人类思想史上，容隐的观念由来已久。所谓容隐制度，就是对于人

们为亲属利益而为知犯不举告，掩盖犯罪事实，通报消息及帮助逃捕，

藏匿人犯及帮助脱拘，帮助窝脏销脏，伪证或诬告，变造或湮灭证据，

顶替自首及受刑，资助犯罪人衣食住行等一系列妨害国家司法行为中

的一项或多项，予以免除或减轻处罚，又称为“亲亲相为隐”或“亲属

相为容隐”（简称“容隐”）。[1]

中国的容隐观念可能始于春秋。孔子说过：“子为父隐，父为子隐，

直在其中”，[2]当儿子的可以帮助犯有杀人罪被囚禁的父亲逃跑。不

仅赋予为亲属罪行为以伦理上的正当性，甚至要公然为亲情而对抗司

法程序。到了秦朝虽然商鞅韩非有“民人不能相为隐”之道，但仍有“子

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真正将容隐转变为正

式法律制度的是汉宣帝，地节四年诏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

孙匿大父母，皆勿坐。”[3]这一诏令正式开创了中国法律的“容隐”传

统。此后历代法典均因循此制并有所发展，到了近代法制变革仍然保

留了容隐制度，如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167条规定为亲属利

益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的人免除其刑或减轻其刑1935年民国刑法

典第351条规定为亲属匿脏销脏的人免刑。以及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

得令亲属作证等均有规定。上述有关规定，至今大多仍在我国台湾地

区沿用。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176条规定，配偶或五等内血亲，三

亲等内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人而犯藏匿，湮灭证据的，免

除其刑。

;在西方，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容隐思想及其法律规定。例如：

罗马法律规定不得令亲属相互作证；亚里士多德认为，亲属之间应该

有更深切的爱，当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的很轻，但

如近亲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查士丁尼大帝曾将加害于人的

子女交给受害人及其家属报复或处理的“委任制度”予以废止，其理由

是：“因为谁能忍心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加害人而交出呢？那样父亲由

于儿子的遭遇比儿子更加痛苦，至于廉耻观念更不容许以这种方法对

待子女。”[4]

;其实古代中西的容隐制度都主要重视“容隐义务”，如古罗马法规定，

亲属之间不得相互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

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之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

权。而中国古代更重视相隐义务。秦律除规定非公室告，即子女告父

母不受理外，还规定再来告，告者有罪，唐律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

绞刑，告姻亲尊长者二年徒刑，而不论所告是否属实。进入近代社会

以来，权利意识高涨，人权逐渐发达，强制规定容隐义务被视为不合

理，不利于保护家庭成员的权益，所以各国刑法均以赋予容隐权利性

规定予以替代。责以义务意在保护家长权，家庭和谐与社会伦常，而

赋予权利则主要是尊重个人依自己在家族或亲属之间的实际感受而

自由选择对亲属隐匿与否（这其中也包括尊重个人在国家利益，公共

利益与家庭利益或亲情利益矛盾的权衡中自由选择）。

下面以两大法系几个主要国家的刑法规定为例：

（—-）大陆法系

1，法国刑法

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37条，第248条分别规定：任何人知

道近亲属伪造货币的犯罪行为而不告发以及故意隐匿或使他人隐匿

犯重罪的近亲属，都不受处罚。至1994年〈法国刑法典〉，此类规定

更多更全面。如第434-1条，434-6条分别规定：明知亲属犯重罪而

不制止或告发者，向犯重罪的亲属或其共犯提供住所隐所生活费及逃

避侦察之手段者，明知被拘禁或受有罪判决之人有无罪证据但为保护

亲属而故意不向官府提出者，均不予处罚。[5]

2、德国刑法

早在1817年《德国刑法典》中，就有第157、257等两条亲属容隐

规定，规定为亲属而伪证，帮助逃避或阻碍刑罚执行者免刑。1953

年《德国刑法典》除上述两条规定之外更增加一条（第139条）：对

亲属犯重罪之企图与行为虽未告发，但己为真挚努力劝止者不罚。[6]

3、日本刑法

《日本刑法典》（1907年公布修正截至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