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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师数字素养的实然困境与因应路径

摘要：数字化愈发成为催生教育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在教育数字化进程中，高职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助益教育强国建设。基于河南省351名高职教师的实证分析可得，高职教师数字素养整体水平中等偏上；教师数字素养在不同年龄段、不同办学性质、不同办学水平以及不同学历的教师群体中，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当前仍面临一系列实际困境，制约了高职教师数字素养的培育成效。具体而言，教师的数字化意识尚需进一步增强，数字技术与知识技能的掌握仍有待提升；数字社会责任的有效落实仍面临挑战，难以充分转化为数字化应用的实践；此外，高职教师在数字专业发展方面相对薄弱。为有效提升高职教师的数字素养，应当从“厚植教师数字化意识，融入数字知识与技能”“明晰教师数字社会责任，保障数字应用过程”“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形成师资队伍合力”等方面精准施策，进而加快教育数字化建设步伐。

关键词：高职教师；教育数字化；数字素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数字化不仅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重要支撑，而且是促进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和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推进，高职教师队伍是提升高职院校数字素养的关键助推者，其自身数字素养发展已成为当前宏观政策设计与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

在政策层面，《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教师应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1］；《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强调，要严格落实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推动职业教育教师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3］这一重要部署，为高职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政策指引。

在学术层面，已有研究聚焦高职教师数字素养的组成要素、实践困境和专业发展等方面。关于组成要素，各学者对高职教师数字素养的组成要素界定不一。例如：周如俊构建出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框架模型，并将其划分为纵向结构（包括教师基本数字素养、数字应用素养与数字发展素养等）和横向结构（包括数字化认识等）［4］；陈淑维和陈聪诚指出，数字时代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核是教师专业发展，主要涉及师德涵养、数字素养、专业能力等多元维度的融合［5］。关于实践困境，当前，我国高职教师在数字化意志、数字化应用高阶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数字素养整体亟待提升［6］。李晓娟等人发现，技术赋能下新时代职业院校教师存在主体意识失能、培训资源失实、制度保障失范等问题［7］；而陆宇正和汤霓进一步指出，即便是高职教师参与过数字素养相关培训，其数字技能应用水平在整体上也未达到教学实际要求，数字工具使用、技术获取、信息共享等能力不足，以至于难以利用数字技术重构教学模式［8］。关于专业发展，赵利平等人认为，高职教师数字素养是影响其个体专业发展和高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9］。为此，高职院校应通过培养教师数字主体意识、创建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实践平台等方式，助推高职教师专业发展［10］。尽管已有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由于高职教师数字素养内涵仍处于持续发展中，学者们对其内涵及构成要素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认识。与此同时，关于高职教师数字素养的现状研究及培育实践相对较少，亟须对其现状进行厘清。随着我国将教育数字化确立为推动教育发展新路径和构建教育发展新优势的战略要点，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关键构成部分，已步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高职教师数字素养，已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任务。

基于此，围绕高职教师数字素养问题，通过对高职教师数字素养的现实样态深入研究，分析其在培育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并加以精准施策，从而为探索新时代的教师教育改革、赋能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作出贡献。

二、研究设计

（一）高职教师数字素养的内涵界定及其组成要素关系

在内涵界定层面，从全球视角审视，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埃谢特-阿尔卡莱率先提出了数字素养这一概念，他明确指出，数字素养是在新兴的数字环境中，公民进行生活、学习及工作所必需的关键生存技能［11］。2017年，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正式发布了《欧盟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该框架从数字化内容创造、数字化教学应用、数字化沟通交流与协作以及数字化评估等四个维度，系统地构建了教育者数字素养的基本框架［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数字素养是指个人为就业、获取适宜职位及创业所需的能力，具体表现为能够了解并通过交流、协作的方式运用数字技术和网络设备，安全且恰当地进行信息的获取、管理、理解、整合、交流、评估及创造［13］。由此可见，国外对数字素养的内涵主要是从技能论、能力论来定义。在国内，教育部于2022年全面启动并实施了教育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