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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科技革命对劳动就业的宏观影响

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英国的就业情况相对稳定，劳动者大多终身从事一种类型的工作，对工人的管理模式以学徒制为主，便于工匠等手工业者手工技艺的传承。虽然政府也会限制最高工资、打击罢工，但是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既不算优越也不算严苛，工作强度也没到达损害工人身心健康的程度。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济贫法》是相关福利制度和法律法规的集中体现，政府主要救助老弱病残的人，充满了慈善色彩。

工业革命爆发之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削弱了手工业公会对技术的垄断，引起了手工业者和工会的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英国政府为维护雇主的利益，分别在1773年和1796年颁布了《斯皮塔菲尔德法案》和《反结社法》，反对一系列工人运动，并对工人实施法律惩罚。随着机器应用越来越广泛，机器进一步替代劳动者，劳资力量越来越不平衡，许多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为维护自身权益，不得已进行暴力斗争。180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反结社法》修正案，禁止工人、手工工匠或雇主结社。该法案还初步建立了劳资关系的仲裁制度，但由于仲裁结果经常向雇主一方倾斜，工人的实际工资一直在下降，劳动者不得不以暴力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最终于1811-1817年爆发了以损坏机器、破坏工厂为主的卢德运动。政府紧急组织工人与雇主进行谈判，资本家迫于无奈做出了一些退让，使得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从1810年的39.41上升至1827年的58.99，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政府受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对劳资关系的立法以废除其约束性为特点，主张建立一种以个人劳动自由、契约自由为基础的新型劳资关系。然而，因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经济地位与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工人个人难以与雇主进行对抗，且没有工会为工人阶级发声，工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护。英国法令所谓的保障个人自由不过是保护资本自由，而非真实的工人自由。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不断扩张，工会组织团结和斗争的意识增强，工人开始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工会的发展推动了工厂立法，缩短了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工人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如在1844年《工厂法》中提出女工和童工被禁止去干清洗机器等危险工作，且9-13岁的童工每天只需工作半天，剩余时间需接受义务教育。1847年，《十小时工作制法》规定了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和童工全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0个小时，标志着1840年《工厂法》提出的“十小时工作日”的诉求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劳动者收入方面，1819年到1851年，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连续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9%左右。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出现调整的结构性危机，农村与城市地区失业率剧增，工人生活在随时可能失业的恐惧之中。英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资本雇佣的边际劳动减少，如1830-1850年，英国铁路公司运营每一英里铁路所需要的工人从18人降为11人。第二，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Hobsbawm（1994）指出，19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使得兰开夏、约克郡等工业城市的成年男性失业率在20%～30%之间，这是当时经济最萧条的时期也很难达到的数字。由于劳动者技能朝着单一化和低技能化的方向发展，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工人不得不接受不稳定的工作和廉价的工资。

19世纪50年代，英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产品创新逐渐减少，此后的20年几乎没有革命性的发明创造在英国诞生，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失业的压力使得工人内部出现矛盾。熟练的技术工人与非熟练的普通工人因利益冲突使得英国的工会组织内部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工人技能水平降低，熟练技术工人为维持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防止非熟练的普通工人对其的替代，主动排斥并损害非熟练工人的利益。如英国机器看护工联盟曾阻止雇主试图提高接线工的地位，也曾反对聘请女工看护机器等。这些行为削弱了工会中工人阶级团结与斗争的力量，形成了各工会独立经营且各自为政的情况。在此情形下，工会力量衰弱，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或劳动仲裁等方式来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的工联主义兴起，其提出应通过互助金和补助金主动改善工人的福利水平，但事实表明其未能有效改善工人的福利水平。

第一次科技革命对劳动就业的国际影响工业革命爆发初期，英国主要在国内进行投资，包括对珍妮机、骡机、改良蒸汽机等新机器和新设备的投资，也包括对运河、收费公路、铁路等新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得英国经济快速发展，增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在此期间，英国出现了赋予熟练工人或技术工人一定权利的“转包制”，“转包制”利用熟练工人或技术工人培训管理学徒和帮工，大大减少了雇主的管理成本，增加了雇主的利润，但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扩张，英国企业开始在全世界进行国际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