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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佃农制度与土地资本化趋势

引言

站在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前，望着神道上沉默的石人石马，很难不联想到千里之外的江南田野里，那些弯着腰插秧的农夫。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正身处中国古代农业制度最深刻的变革之中——均田制瓦解后的租佃关系勃兴，土地从”安土重迁”的生存根基，逐渐演变为可以买卖、抵押、流转的”资本”。这种变化，既藏在《清明上河图》里市井的繁华中，也刻在《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契约文书里，更浸透在普通农户”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希望与挣扎中。本文将沿着历史的脉络，从佃农制度的形成说起，揭开宋代土地资本化的神秘面纱，看看这张由制度、经济、人性共同编织的大网，如何塑造了一个时代的面貌。

一、宋代佃农制度：从人身依附到契约关系的转型

1.1制度溯源：均田制崩溃后的必然选择

要理解宋代佃农制度，必须回到唐中期的历史转折点。自北魏以来推行的均田制，依赖国家对土地的直接控制和”计口授田”的分配模式，但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加剧，到唐玄宗时期已名存实亡。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的推行，标志着国家正式放弃对土地分配的干预，“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唐会要》卷85）。这种政策转向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到了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成为基本国策，土地所有权彻底进入”民自为市”的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依托均田制存在的自耕农群体逐渐分化：一部分人因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另一部分人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据漆侠先生统计，北宋中期佃农占总户数的比例已达35%，到南宋更升至50%以上。这些佃农不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附籍主户”的部曲，也不是隋唐”注家籍”的客户，而是通过契约与地主建立关系的”佃客”。

1.2契约化特征：从”私约”到”官法”的规范

宋代佃农制度最显著的特征是契约化。在福建泉州的宋元石刻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方南宋绍兴年间的租佃契约碑，上面清晰刻着：“立赁田契人张三，今赁到李四户下田三亩，坐落南乡地名牛栏坑。每年秋成，纳米二石五斗，不得拖欠。赁期五年，满日归还。”这样的契约不是个例，《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南宋时”佃户多凭契约为据，无契约者，官不为理”。

契约内容通常包括五个要素：土地位置与面积、地租数额与形式、赁期长短、双方权利义务、中人担保。地租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分成租，常见”主客中分”（地主与佃农各得50%），也有”主四客六”的优惠比例；另一种是定额租，比如”每亩纳租米一石二斗”，不论年景丰歉。后者在南宋更普遍，因为地主发现”定额租省心”，佃农则有了”多劳多得”的动力——这为后来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埋下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法律对佃农权益有一定保护。天圣五年（1027年）仁宗下诏：“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宋会要辑稿·食货》）这意味着佃农在秋收后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租种，打破了过去”随田典卖”的人身依附。虽然实际执行中地主常以”夺佃”威胁，但法律条文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1.3生存图景：佃农生活的真实样态

要理解佃农制度，不能只看文书，更要走进他们的生活。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看似温馨的田园诗背后，是佃农”寅吃卯粮”的辛酸。

以江南地区为例，一个五口之家佃种10亩田，按亩产2石（约200公斤）计算，总产20石。定额租若为每亩1石，需交租10石，剩下10石要维持全家一年的口粮（约需12石）、种子（1石）、农具修补（折粮0.5石），缺口达3.5石。为了填补缺口，佃农不得不”兼营他业”：妇女纺线织布，儿童割草喂猪，男子农闲时去集市做短工。正如朱熹在《劝农文》中所说：“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籍，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租，二者相须，方能存立。”这种”相须”关系，既维系着基本的生产秩序，也暗含着微妙的博弈。

二、土地资本化：从”安土重迁”到”田宅无定主”的转变

2.1土地买卖的常态化：从”限田”到”不抑兼并”的政策推手

土地资本化的核心是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在汉代，土地买卖受”限田令”限制；唐代虽允许买卖，但需”先问亲邻”；到了宋代，这层枷锁彻底被打破。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下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大诏令集》卷182）这种鼓励垦荒的政策，直接刺激了土地交易。

更关键的是”不抑兼并”的国策。宰相王旦曾说：“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袁氏世范》卷3）这在当时绝非虚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真宗时期”庄宅牙人”（土地中介）已成为固定职业，他们手持”田契样本”，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交易流程也日趋规范：先立”问账”（询问亲邻是否购买），再签”契约”（写明四至、价格、中人），最后”投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