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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学校入学率低的背后：家长认知偏差与社会污名化问题

“送去专门学校？那不是把孩子当‘坏孩子’贴标签吗？就算他逃学、打架，我也宁愿找家教，绝不让他去那种地方！”面对社区社工的建议，初中生小宇的母亲态度坚决。这样的场景，在专门学校招生工作中并不少见。作为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重要教育阵地，我国专门学校普遍面临入学率偏低的困境——据部分地区统计，符合入学条件的未成年人中，主动选择入学的比例不足三成。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家长对专门学校的认知偏差，更有社会层面长期存在的污名化问题，两者交织形成“不敢送、不愿送、不能送”的恶性循环，让本应获得专业矫治的孩子错失成长转机。

家长认知偏差：把“矫治阵地”误作“污点证明”

家长作为未成年人教育的首要决策者，其对专门学校的认知偏差，是导致入学率低的直接原因。这种偏差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专门学校功能、性质的深度误解，具体表现为三大“认知误区”：

误区一：将“专门教育”等同于“惩戒场所”

许多家长受传统观念影响，将专门学校与“工读学校”的旧印象绑定，认为这里是“管不听话孩子的地方”，充斥着严格的惩戒与限制，而非教育矫治。北京某专门学校调研显示，68%的受访家长担心孩子在学校会遭受“体罚”“关禁闭”等对待，却不知如今的专门学校已转型为“法治教育+心理疏导+文化学习+职业技能”的综合教育机构。比如长沙新城学校，不仅开设与普通初中同步的文化课程，还配备专业心理教师，通过沙盘游戏、团体辅导等方式帮助学生调整心态，但其招生时仍常因家长的“惩戒恐惧”被拒绝。这种认知偏差，让家长忽视了专门学校的教育属性，将其视为“不得已的惩罚手段”，而非帮助孩子矫正偏差行为的“救命稻草”。

误区二：担心“入学经历”影响孩子未来

“万一孩子档案里有‘专门学校’的记录，以后考高中、找工作会不会被歧视？”这是家长最普遍的担忧。浙江某专门学校曾遇到这样的案例：15岁的小浩因多次参与校园霸凌被建议入学，但家长以“会影响中考政审”为由坚决反对，甚至带着孩子转学躲避。事实上，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专门学校学生的学籍管理与普通学校一致，毕业时发放同等效力的毕业证书，且入学经历不纳入个人档案的“负面记录”。但家长对“档案污点”的过度焦虑，使其陷入“宁让孩子在普通学校‘混日子’，也不让他接受专业矫治”的误区。更有甚者，为了“隐瞒”孩子的不良行为，拒绝与学校、社工沟通，直到孩子行为升级为违法犯罪，才追悔莫及。

误区三：迷信“家庭自管”能替代“专业矫治”

部分家长对自身教育能力存在盲目自信，认为孩子的不良行为“只是一时叛逆”，通过家庭管教、课外辅导就能纠正，无需专门学校介入。广州某社区曾有一名多次盗窃的未成年人小凯，家长坚持“孩子只是缺钱，多给点零花钱就好”，拒绝社工提出的入学建议，最终小凯因参与团伙盗窃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认知忽视了严重不良行为背后的复杂成因——如心理问题、家庭监护缺失、社会环境影响等，这些问题往往需要专业团队（心理教师、法治辅导员、社工）协同干预，而非家长仅凭“经验”就能解决。数据显示，在未入学的符合条件未成年人中，45%的家长曾尝试“家庭自管”，但最终因效果不佳导致孩子行为进一步恶化，反而错失最佳矫治时机。

社会污名化：给“成长转机”贴上“身份标签”

如果说家长认知偏差是“内因”，那么社会对专门学校及学生的污名化，则是加剧入学率低的“外部推力”。这种污名化并非显性的歧视，而是隐藏在社会交往、教育衔接、就业选择中的“隐性排斥”，让专门学校学生及其家庭陷入“被孤立”的困境。

表现一：用“特殊标签”替代“个体差异”

在社会语境中，“专门学校学生”常被简化为“坏孩子”的代名词，甚至出现“进了专门学校，一辈子都洗不清”的偏见。上海某专门学校曾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却有居民私下议论“离这些孩子远点，别带坏我们家孩子”，这种“有罪推定”式的认知，让学生即便走出校园也难以融入正常社会环境。更严重的是，这种标签还会传导到普通学校——某专门学校学生小林转学至普通初中后，班主任私下告知其他同学“他以前在专门学校，你们别跟他走太近”，导致小林被孤立，最终再次辍学。社会将“专门学校经历”等同于“品行污点”，忽视了学生通过矫治获得的转变，让家长担心“入学=被社会抛弃”，自然不愿主动选择。

表现二：教育衔接中的“隐性拒收”

专门学校学生的“升学、转学”难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污名化的影响，也让家长对入学望而却步。尽管政策明确规定专门学校学生享有与普通学生同等的升学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普通高中、职业学校会通过“额外面试”“查看成长记录”等方式，变相拒绝专门学校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