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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州人的故事

《借东风》

瓯江的水，裹挟着上游山林的泥土气息，一路向东，奔流入海。咸涩的海风与江水的湿浊在温州市区的上空交织，形成一种独特的、属于这座城市的味道——那是海产干货的腥咸，是皮革厂里传出的化学制剂微刺，是雨后青石板路缝隙里苔藓的生机，更是无数家庭作坊里不眠灯火熬出的奋斗气息。

林国栋站在江心屿的码头上，望着对岸鳞次栉比的新楼旧宇，深深，深深吸了一口这熟悉的空气。十年了，他终于回来了。

十年前，他是那个身负百万负百万巨债、仓皇南下的失败者。十年后，他是一家是一家在广州颇具规模的灯具贸易公司老板，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更积累了远超当年的当年的财富。然而，故乡从未在他心中褪色，那笔债，与其说是金钱的亏空，不如说是一块压在心口十年的巨石，关乎信誉，关乎他那曾经引以为傲以为傲的“温州人”身份。

他的思绪飘回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浑身是胆，跟着，跟着舅舅在杭州的服装批发市场摸爬滚打了几年，几年，攒下了一点本钱。温州人骨子里那种“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创业基因催促着他自立门户。他看准了家乡了家乡正在兴起的打火机产业，认为这小小的小小的玩意儿利润惊人，大有可为。于是，他说服了父母，抵押了家里的老房子，又向几位亲戚和同村的伙伴们集资，凑足了五十万，在永强办起了一个小型打火机组装厂。

最初的几个月，他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厂房，没日没夜地钻研技术、跑销路。温州人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靠着两条腿，几乎跑遍了长三角地区所有的百货公司和烟酒礼品店，用带着浓厚瓯腔的普通话，一遍遍地推销着他的产品。生意渐渐有了起色，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成功来得太快，年轻人难免膨胀。为了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他几乎将所有利润都投入再生产，甚至开始赊购原材料，并向更多的乡亲许以高息，吸纳，吸纳资金。他幻想着建立起自己的打火机王国，却忽略了行业竞争的惨烈和自身管理能力的短板。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反倾销调查，加上国内几个大厂的价格战，像两记闷棍，将他彻底打懵。仓库。仓库里积压的产品堆积如山，现金流瞬间断裂，供应商天天堵门催款。

他还清晰地记得那个灰暗的下午，下午，最大的债权人，也是看着他长大的表叔公，拄着拐杖来到已经停产的工厂。老人没有破口大骂，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曾摇过舢板、做过皮鞋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复杂的情感：“国栋啊，生意，生意场上有赚有赔，正常。但咱们温州人，讲的是一个‘信’字。钱，可以慢慢还，人心，不能，不能散。”

最终，工厂清算完毕，仍欠下了近八十万的债务，其中大部分是亲朋好友的血汗钱。那时的八十万，无异于天文数字。面对一双双或失望、失望、或同情、或愤怒的眼睛，年轻的林国栋无地自容。他给每一位债主立下字据，摁上红手印，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连本带利归还。然后，他怀揣着仅剩的两千块钱和一张站票，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消失在亲友的视野里。

广州，那片完全陌生的岭南热土，成了他涅槃重生的地方。他睡过桥洞，扛过大包，在餐馆洗过碗。后来，凭借对商业的敏感和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他从一家灯具店的销售员做起，一步步积累客户和经验。他发现，广州作为全国最大的照明产品集散地，蕴藏着巨大的机会。他省吃俭用，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学习产品知识，研究市场动向。

三年后，他用攒下的积蓄和东拼西凑的一点钱，在天涯灯饰城租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档口，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这一次，他谨慎了许多，不再盲目扩张，而是专注于做好每一个客户，维护好commitment每一条渠道。他深知自己背负的不仅是债务，更是重建信誉的使命。那些年，他每个月最郑重的一件事，就是按时给老家的债主们汇款，金额从最初的几百，到后来的几千、几万。无论自己多么艰难，这笔钱雷打不动。

十年间，他从一个小档口老板，发展成为拥有两家门店和一个稳定外贸团队的公司负责人。他做生意的原则只有一个：诚信。这份源于救赎的信条，反而为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

如今，他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债务，包括当年承诺的利息。这次回来，一是正式告知各位债主，二是看看年迈的父母，三是，他心里还藏着一个模糊的想法——或许，是时候回归这片养育了他的土地，用新的方式回报乡梓。

他首先去拜访的是表叔公。老人家已经不住在村里的老宅，搬到了市区儿子买的高层公寓里。开门的是表叔公的儿子，如今的区工商局副局长阿斌哥。看到林国栋，阿斌愣了一下，随即热情地把他拉进屋。

表叔公更老了，耳朵也有些背，但精神还不错。他眯着眼看了林国栋好久，才颤巍巍地说：“是……国栋？回来啦？”

林国栋鼻子一酸，快步上前握住老人的手：“叔公，是我，国栋。我回来了，债……都还清了。”

他把带来的厚厚一沓银行转账凭证和结清证明轻轻放在桌上。表叔公伸出枯瘦的手指摸了摸那些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