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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的掌声

全班陪我坐最后一排

高三那年，班主任在班上推行「鼓掌制度」——每次考试进步就能获得全体掌声。

我却患上了奇怪的病：一听掌声就会晕倒。

医生说我潜意识里抗拒被关注。

为了不拖累班级，我偷偷把成绩控在第二十名。

直到那次模拟考，我意外考了第一。

在潮水般的掌声中倒下前，我看见同桌死死捂住了耳朵。

原来她也是她也是「患者」。

而我们身后，整整一排同学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高考倒计时的红色数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每个高三学生的视网膜上。七十三天，五十二天十二天，四十一天……日子一天天瘪下去，教室里粉笔灰和焦虑混合成一种特有的气味，浓得化不开。就在这片缺氧的土壤的土壤里，班主任老杨种下了一颗奇异的种子。

那是一个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周一早晨，蝉鸣撕扯着窗外粘稠的空气。老杨站在讲台上，推了推他那副永远滑到鼻翼的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扫过底下一个个毛茸茸、带着倦意的脑袋。“同学们，”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里有种刻意的、意的、试图鼓舞人心的上扬，“从今天起，我们实行一个新制度——‘进步掌声’！”

底下死寂一片，大多数人只是掀了掀眼皮。

“每次月考、模拟考，凡是总分或单科排名比上一次进步的，”老杨挥舞杨挥舞着手臂，像是在指挥一场无形的音乐会，“我们都将给予他——最热烈的、全班的掌声！”

掌声？在这种连上厕所都要小跑的时间里？我感到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抽搐了一下。第一次实施是在一次随一次随堂小测后，当老杨念到那个进步了三个名次的同学时，稀稀拉拉的、参差不齐的巴掌声响了起来，像几滴零落的雨点打在干涸的泥地上，尴尬多于热烈。可老杨不满意，他要求“整齐！响亮！充满能量！”。

于是，“进步掌声”很快被制度化、仪式化。必须等老杨庄重地念出名字和进步幅度，然后他转身，面向黑板，抬起双臂，像一个真正的乐队指挥那样，猛地向下一挥下一挥——霎时间，惊雷炸响。几十双手掌毫无保留地撞击在一起，声浪具有实质的重量的重量，砸在墙壁上，反弹回来，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每一次，我都把头埋得更低一点，几乎要缩进校服领口里。那声音不像鼓励，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不容置疑的审判。

我的身体比理智更早给出了答案。

第一次发作是在一次物理单元测验后，我侥幸前进了一名。老杨念到我名字时尾音拖得很长，带着嘉许。然后他转身，抬手。我甚至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那股庞大的声浪就像一柄无形重锤，狠狠敲在我的太阳穴上。视野里的黑板、讲台、同学的后脑勺开始扭曲、旋转，色彩剥落，只剩下尖锐的耳鸣刺穿脑髓。最后的感觉是膝盖撞在冰冷的水磨石地面上的钝痛。

醒来时在校医务室，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老杨和校医的脸医的脸在上方晃动，模糊不清。“低血糖？”“压力太大？”他们猜测着。我没法解释，那种感觉并非虚弱，而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剧烈的排斥和恐惧。

母亲带我去看了市里最好的医生。诊室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老专家听完我的描述，又翻看着一堆检测报告，最终温和地对我说：“孩子，各项生理指标都指标都正常。我们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种急性心因性反应。”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你的潜意识里，或许存在着对‘被集体注视’‘被公开评价’的强烈抗拒。掌声，成了触发这种防御机制的开关。”

他说得很委婉，委婉，但我听懂了。我是个病人，病的不是身体，是藏在心底某个阴暗角落、见不得光的东西。

回到学校，我成了班上的“瓷娃娃”。起初几次，我晕倒时会引起一小阵骚动，掌声会戛然而止，同学们投来混杂着惊讶、同情和一丝不易察觉厌烦的目光。老杨也会关切地问几句。但我受不了那种目光，那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异类，是个破坏了完美合唱的不和谐音。

不能这样下去。我不能每次都成为那个打断仪式的例外，不能在高考前就被贴上“特殊照顾”的标签，更不能……让那些隐秘的、嫌我耽误时间的眼神变成明目张胆的指责。

一个念头悄然滋生，然后疯狂蔓延——控制分数。

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这套难度起伏不定的试卷面前。它要求我对每一道题都有精确的把握，知道它的分值，知道它在全局中的位置。我要像个外科手术医生，冷静地切开题目，取出足以保证我停留在安全区域的分数，然后果断放弃。选择题故意选错一个，大题步骤写得详尽却偏偏在关键答案上留下一个无伤大雅的瑕疵，作文力求四平八稳，绝不冒出任何可能得到高分也绝不至于落入低分的危险火花。

我的目标：第二十名。在我们这个六十二人的班级里，二十名是个奇妙的位置。它不算差生，不至于引来老师和家长额外的“关照”，但也绝不出挑，永远不会站到那可怕的声音聚光灯下。它是一片阴影地带，一个安全的潜泳区。

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我像个钟摆，精准地在十八名到二十二名之间微小摆动。我的名字彻底从老杨的表扬名单里消失了。偶尔，他会看着我徘徊不前的成绩单，微微蹙眉，但最终也只是说一句：“要稳住啊，加把劲。”

我感觉自己活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幽灵，在喧嚣集体的边缘无声游走。我用全部的精力，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