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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读书笔记

——破“送去”迷局，立“拿来”新章

鲁迅的《拿来主义》创作于1934年6月4日，彼时的中国正深陷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从外部环境看，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破中国国门，不仅在经济上进行掠夺，更在文化领域展开渗透，试图通过思想控制瓦解中国的民族根基；从内部情况而言，国内社会思潮混乱，一部分人固守“天朝上国”的旧梦，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另一部分人则在列强的压迫下丧失民族自信，陷入盲目崇外的误区，文化领域的对外交流更是乱象丛生——或把文化遗产当作讨好西方的“贡品”随意送出，或对西方传来的事物不加辨别地恐惧排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鲁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触写下《拿来主义》，旨在打破国人的思想迷障，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对外文化态度与交流观念。这篇杂文篇幅虽短，却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价值不仅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便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溯源：从“闭关”到“送去”，中国对外态度的畸形演变

鲁迅在文章开篇，便以清晰的逻辑脉络，勾勒出中国近代以来对外交流态度的演变轨迹——从“闭关主义”的自我封闭，逐步滑向“送去主义”的盲目炫耀，这两种态度看似相反，实则皆是对外关系中的极端误区，共同反映出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对自身定位与世界认知的偏差。

（一）“闭关主义”：自我隔绝的历史困局

“闭关主义”的核心是“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这种政策并非源于对自身文化的绝对自信，而是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无知。在明清时期，统治者固守“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昌盛，无需与“蛮夷之邦”进行交流。于是，朝廷推行海禁政策，限制中外贸易与人员往来，将中国与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彻底隔绝。

从历史影响来看，“闭关主义”的危害是深远的。当西方各国通过工业革命实现生产力飞跃、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发展先进军事技术时，中国却在封闭的环境中停滞不前——经济上仍以小农经济为主，技术上落后于西方数百年，思想上被程朱理学束缚。这种隔绝最终导致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时毫无还手之力，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便是“闭关主义”破产的标志性事件。鲁迅虽未直接批判“闭关主义”的历史过错，却通过对其后续影响的描述，暗示了这种封闭政策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埋下了深重隐患。

（二）“送去主义”：盲目炫耀的现实荒诞

“闭关主义”被列强的枪炮打破后，中国并未找到正确的对外交流之路，反而陷入了“送去主义”的荒谬泥潭。鲁迅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文化领域，通过列举三个极具代表性的事例，生动揭露了“送去主义”的虚伪本质与荒诞性。

第一个事例是“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古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应得到妥善保护与合理利用，而“送去展览”却缺乏明确的交流目标与后续规划——既没有考虑如何通过展览展现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也没有思考如何通过交流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元素，最终只能以“不知后事如何”收场。这看似是“文化输出”，实则是对文化遗产的盲目处置，本质上是一种缺乏规划的资源浪费，反映出当时部分文化管理者对对外交流的认知浅薄。

第二个事例是“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大师”本应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引领者，却将文化交流异化为一场肤浅的“巡回炫耀”——他们不关注西方观众对中国绘画的真实反馈，不探讨中西方艺术的融合路径，只在乎“挂过去”的形式与“发扬国光”的虚名。这种交流完全丧失了平等对话的立场，将中国文化置于讨好西方的尴尬地位，充分暴露了“送去主义”的虚伪与可笑。

第三个事例是“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梅兰芳博士的京剧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表演风格与艺术理念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而“催进象征主义”的说法，却将京剧艺术强行与西方文艺流派绑定，忽视了艺术本身的独立性与文化差异性。更荒谬的是“顺便到欧洲传道”的定位——将艺术家当作“文化传教士”，把文化交流变成单向的“传道”，既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平等原则，也扭曲了艺术的本质价值。鲁迅以“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的辛辣讽刺，点出“送去主义”的核心问题：它并非真正的文化交流，而是缺乏民族自信的讨好式输出，只会让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愈发被动。

二、批判：“送去”与“送来”的双重危害，揭示问题本质

鲁迅并未止步于对“闭关主义”与“送去主义”现象的描述，更深入剖析了“送去主义”的深层危害，并清晰厘清了“送去”与“送来”的本质区别，让读者看清西方列强所谓“给予”背后的真实目的，从而进一步凸显树立正确对外态度的紧迫性。

（一）“送去主义”：断子孙路的资源透支与尊严丧失

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认识“送去主义”的危害，鲁迅巧妙地运用了类比论证——以尼采自诩“太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