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机构照护风险与防范机制研究.docVIP

随着养老行业的飞速发展，养老机构所涉及的纠纷案件逐年增长，养老机构正面临着照护危机。基于现有案例与数据分析，揭示目前养老机构所处的现实状况，探究养老机构照护风险的类型，发现当前养老机构照护风险主要源于养老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不规范且配套性规定不足、养老照护制度与老年监护制度缺乏衔接、养老机构与入住人家属存在认知差异与误解等方面的问题。为此，从法律和管理两个层面提出完善养老服务合同的相关立法、配备符合老年人的硬件设施等建议，以期为养老机构建立完善的照护风险防范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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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照护风险类型

根据现有案例，有关养老机构照护风险的种类，主要包含以下几类。

1.养老服务合同的条款及效力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

养老服务合同是一种书面协议，旨在规定养老机构向老年人或其家属提供养老服务，而后者则承担支付服务费用的义务。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尚未在合同编中对养老服务合同作出专门的规定，目前养老服务合同仍属于无名合同范畴。这就使得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界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旦遇到纠纷往往纠缠不清。

具体来说，这种权责关系的不确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合同条款签订的滞后性。受合同主体的有限理性的影响，双方在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时，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状况预见力有限。因此，合同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呈现不完备性与滞后性，这意味着在契约双方遵循合同约束时，也可能因为合同履行过程中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扭曲。

第二，合同期限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很多养老机构在缔结合同时并未明确履约期限，而是往往把入住人生命终止作为合同解除的期限，这就使得养老服务合同的期限带有不确定性。双方在解除合同时可能因此在赔偿、退还费用等问题上产生纠纷。

作为乙方的入住老年人因年龄、行动能力、意识、个性等差异，对养老机构会提出各异的服务需求。尽管养老服务合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细化服务内容，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超出养老机构义务范围的情况。

例如在2019年原告新疆郭某诉被告“第七师戈壁母亲”托老护理院生命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将其母亲刘某送入被告护理院，后其母亲在护理院内自缢身亡。原告认为系被告未履行看护职责所致，被告则认为其看护义务符合双方合同条款的约定。

本案就反映了实践中养老服务合同条款约定中出现的争议所在，养老服务合同以实现对入住人提供日常照护服务为基本内容，但不能负载监护责任转移的职能。因此对此类纠纷，养老机构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本案法院也作出了被告胜诉的判决。

2.监护义务存在争议

养老机构是否承担对老年人的监护义务我国的《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在第15条中规定，养老机构有权对入住老年人进行身心状况和照料护理等级的评估，但实践中随着老年人的生理和认知能力的逐渐衰退，其民事行为能力在入院后可能会发生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养老机构就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评估以调整护理照料等级。

然而，由于我国的《民法典》中有关成年监护的适用条件与养老照护中的失能、失智的标准存在不一致之处，因而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入住老年人需要监护人却无人监护的情况。加之，由于我国的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尚未成熟，因此一旦发生人身伤害或者意外事件，在责任承担上，养老机构与入住老人的家属往往纠缠不清。

3.养老机构与入住人及其家属权责配置不清

基于当前我国立法有关养老服务合同和成年监护制度规范的不足，养老机构与入住人及其家属在法律适用和责任配置上往往无所适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

但是该法并未明确规定扶养人及监护人的职责范围。在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之后，有关其扶养人或监护人的职责范围也没有提及，所以导致一旦双方发生纠纷，法院往往作出不利于养老机构的判决。

如在2013年原告王某诉被告成都某养老院的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子女与被告签订了限制王某外出自由的条款，在一次未经养老院和子女同意的外出中，原告遭遇车祸导致腿部骨折，原告称对此条款并不知情，认为系被告未履行照看义务所致，被告则反驳其不遵守协议。本案例证实养老服务合同应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避免权责分配不清引发纠纷，子女在签订相关条款时也应尊重老年人意愿。对此，法院认定原告需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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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照护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

构建养老机构照护风险的防范机制，本文主要从法律和管理两个层面着手。

1.应对风险的法律防范机制

（1）完善养老服务合同的相关立法

针对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具体的完善建议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监护人责任承担问题上，需要明确监护人对老年人所承担的监护职责是法定的，家庭养老的社会化意味着养老照护职能的转移而非养老责任的放弃。因此，国家应通过相关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