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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2025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各级党员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总体保持向好态势，但对照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要求，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隐蔽性问题，需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治纪律与廉洁意识的协同性有待加强

部分党员干部对“政治纪律是廉洁自律的根本保障”认识存在偏差，表现为：一是理论学习与廉洁实践“两张皮”。个别单位虽按要求开展党纪法规学习，但存在“打卡式”“应付式”现象，如某基层单位全年组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题学习6次，却在季度廉政风险排查中发现3名干部因对“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条款理解模糊，违规参与社区商铺入股；二是政治判断力与廉洁风险识别能力不足。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腐败手段，部分干部缺乏敏锐性，如某部门在数据资源采购中，对供应商通过“技术服务费”名义变相输送利益的行为未能及时察觉，直至审计发现该供应商连续3年以高于市场价20%的标准收取“数据清洗服务费”，实际为项目负责人亲属控制企业；三是“八小时外”政治言行与廉洁形象脱节。个别干部在社交媒体发表不当言论的同时，存在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私人影院”“高端会所”宴请问题，如某街道办副主任在微信群转发不实政策解读被群众举报，同步被查实其半年内6次在企业定制的“文化交流空间”接受宴请。

（二）权力运行监督的精准性存在短板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仍有漏洞：一是审批流程标准化不足。部分单位虽推行“一网通办”，但电子审批系统存在“自由裁量区间过大”问题，如某区住建部门的“工程变更审批”模块，对“100万元以下变更”仅要求“说明理由”，未设置具体量化标准，导致3个项目出现“拆分变更”规避监管现象；二是新型权力载体监管滞后。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数据管理权、算法决策权等新型权力逐渐成为腐败“新靶点”，某大数据中心2名技术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政务数据脱敏后以“行业分析报告”形式出售给第三方机构，非法获利47万元；三是“一把手”监督存在盲区。个别单位“三重一大”决策记录不规范，如某国企党委会记录仅简单标注“集体研究通过”，未体现不同意见讨论过程，其下属子公司负责人通过虚构“技术咨询费”套取资金200万元，暴露出“一把手”权力运行透明度不足问题；四是基层“微权力”监管薄弱。社区“民生项目”“救助金发放”等领域仍存在“熟人社会”干扰，某社区主任通过伪造“困难家庭证明”，连续2年为其亲属骗取临时救助金3.6万元，反映出村级监督委员会“不愿监督、不会监督”问题突出。

（三）作风建设的顽固性问题隐形变异

“四风”问题呈现新的表现形式：一是享乐主义穿上“合规外衣”。部分单位以“调研”“培训”为名变相旅游，如某事业单位组织“乡村振兴考察”，实际行程中70%时间用于游览景区，费用以“租车费”“资料费”名义报销；二是奢靡之风转向“隐蔽空间”。公款吃喝从酒店转移至“内部食堂”“企业接待点”，某国企将食堂改造为“VIP包间”，配备定制餐具和高档酒水，2024年累计违规消费12万元；三是形式主义催生“数字政绩”。个别干部为完成考核指标，在民生数据上“注水”，如某街道为提升“社区服务满意度”，要求工作人员代替居民在电子问卷中勾选“满意”，涉及居民信息1200余条；四是官僚主义存在“甩锅”现象。部分干部以“属地管理”为由推诿责任，某小区因消防设施老化存在安全隐患，街道以“产权单位负责”为由未督促整改，社区则称“无执法权无法强制”，导致问题拖延8个月，最终引发火灾事故。

（四）家风建设的系统性教育存在缺失

家庭廉洁防线构筑不够牢固：一是家属“裙带关系”干预公权。个别干部配偶或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打招呼”，如某教育系统干部妻子通过微信向辖区学校负责人推荐课外辅导机构，从中收取“介绍费”15万元；二是“家庭式腐败”手段隐蔽化。部分干部通过“代持”“挂名”方式让家属参与营利活动，某国企负责人妻子以“朋友名义”持有某供应商10%股份，该供应商连续5年中标企业采购项目，中标金额累计达2.3亿元；三是家风教育形式化。多数单位仅通过“发放倡议书”“签订承诺书”开展家风建设，缺乏常态化互动，某单位2024年组织“家属开放日”仅1次，且活动内容为参观办公区，未涉及廉洁风险案例讲解，导致干部家属对“哪些行为违规”认知模糊；四是“隔代教育”监管缺位。部分干部对子女、孙辈的过度关爱演变为“特权纵容”，某部门负责人孙子入学时，其通过协调教育部门“特殊关照”进入重点学校，引发群众联名举报。

（五）监督体系的协同性尚未充分释放

各类监督力量整合不足：一是纪巡审联动效率不高。纪检、巡察、审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某国企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审计部门2023年已发现线索但未及时移交纪检，直至2025年巡察时才被查处，导致问题持续2年；二是群众监督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