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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个人工作总结

过去一年，我把自己像一枚听诊器一样贴在医院的胸口，昼夜捕捉它隐秘而澎湃的律动。七点半的晨交班，我提前十分钟到，把夜班记录重新誊写一遍，用红笔在“3床突发室速”旁画一个闪电符号，提醒自己交班后第一时间去看心电图。主任说，医生最怕的不是不会治，而是忘了治。我把这句话写在便利贴，贴在电脑边框，屏幕一亮，那句话就像心跳一样闪一下。

四月，急诊收了一个九岁男孩，发热五天，皮疹三天，结膜充血，口唇皲裂，颈侧淋巴结肿大，典型的川崎病。家长却坚持“只是感冒”，拒绝丙球。我蹲下来，用棉签在纸上画冠状动脉，告诉他“血管像水管，现在发炎了，不冲丙球，半年后可能突然爆管”。父亲听完沉默，母亲开始抹泪。签字时，父亲的手在抖，我握住那只手，像握住自己第一次独立值班时抖个不停的腿。三天后，丙球蛋白输完，体温正常，复查心超左前降支直径2.8mm，未见扩张。我给孩子买了一张奥特曼贴纸，他贴在输液泵上，说要把怪兽打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被打跑了一部分疲惫。

六月，科里推行“住院患者抗菌药物DDD管理”，每人每日限定剂量被压缩到历史最低。一个83岁老太，肺部影像呈弥漫磨玻璃，PCT0.08，临床考虑病毒，但家属要求“用最好的抗生素”。我调出近五年院内耐药曲线，把数据画成折线图，铺在老太床头，给家属讲“抗生素不是补品，是火药，现在点燃，真凶来时就没子弹”。家属最终同意停用。老太出院时给我塞了一包自家晒的笋干，我带回宿舍，泡了三天，炒腊肉，嚼着嚼着想起她说的“医生，我信你”，那口感比笋干更韧，一直嚼到心底。

八月，我申请去ICU轮转。第一晚就遇到多发伤，青年男性，车祸，骨盆粉碎性骨折，失血量4000ml，术中血压掉到46/28，输血科告急。我守在床旁，用床旁超声看心室收缩像泄了气的皮球。麻醉科主任把压脉带绑在我腿上，说“年轻血管好，抽你的血救他”。我一句话没说，卷起袖子。400ml血缓慢流进他的管路，我看到监护仪上收缩压爬到72，那一刻，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扬声器里放大，像鼓点，像出征号。后来患者转回普通病房，家属在电梯口跪成一排，我绕到消防通道，坐在楼梯上，把口罩拉下来，让汗水顺着下巴滴到鞋面，像一场无人知晓的暴雨。

十月，我负责教学查房。规培医师小赵汇报病史时把“肝硬化”说成“肝硬变”，我打断他，让他把“变”字写一百遍。晚上十点，他发微信说“老师，我写完了，手抽筋”。我回“抽筋也记住，医学没有近义词”。第二天查房，他流利说出“Child-PughA级”，我点点头，把口袋里最后一支中性笔送他。那支笔是我博士毕业时导师给的，笔身刻着“Donoharm”。我希望他把这支笔插进下一次病历，像一把刀，切开假象，留下真相。

十一月，我收到第一封投诉信。患者55岁，女性，甲状腺术后声音嘶哑，门诊复查时我解释“可能牵拉喉返神经，多数三月内恢复”，她听成“医生承认手术失误”。信里用词激烈，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五万元。我调出门诊录音，逐字写下对话，提交医务科，同时给她寄去一本《甲状腺术后康复手册》，扉页手写“声音会回来，信任也是”。两周后，她来院撤诉，送我一只自己织的毛线听诊器套，粉色，带着小绒球。我把听诊器挂回脖子，毛绒球在胸口晃，像一颗解冻的心。

十二月，医院组织“病历质量擂台赛”，我从三年前的病历里随机抽一份，发现入院记录里“既往史”只写“无特殊”。我翻回当初手写草稿，记得患者曾提及二十年前因胃溃疡穿孔行胃大部切除。我补上这条，附上一段反思：“病史不是患者口述的搬运，而是医生大脑的再创造，遗忘1%，可能增加100%的风险”。赛后，我的病历得分第一，评委把奖状递给我时，我闻到油墨味，像七年前第一次摸到录取通知书，那时我告诉自己“以后你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

全年我管床187人次，手写病程记录2106份，平均每月174页，摞起来高过膝盖。夜班48个，最长连续工作36小时，走出医院时，天边泛起蟹壳青，我数了数，共看见17次日出。抽血、穿刺、谈话、签字、抢救、死亡、出院、随访，这些动词像钉子，把我钉在时间线上。我也曾疲惫到在电梯里靠壁睡着，被保洁阿姨拍醒；也曾因家属一句“谢谢”而在楼梯间泪崩；更曾在医患沟通课上，把投诉信投影给年轻医生，告诉他们“被投诉不是失败的终点，而是成长的切口”。

我给自己设了三个小目标：第一，把抗生素使用强度再降3%，让耐药菌失去温床；第二，把术前谈话录像，剪成五分钟科普，放在候诊区滚动播放，让家属提前听懂风险；第三，把死亡讨论搬到病区走廊，让医护、患者、家属一起参与，死亡不再是暗室里的独白，而是公共课。前两个已完成，第三个正在申请伦理审查。我相信，当死亡被摊开，恐惧就会收缩。

我也做错事。五月，一个糖尿病患者出院，我忘了调整胰岛素剂量，他回家当晚出现低血糖，被邻居送急诊。我连夜开车去他家，带着巧克力和新的血糖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