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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个维度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治智慧研究

[摘要]考量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标准维度多元，包括社会秩序、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立法质量、民众法治信仰等方面。因此，本文从注重立法质量、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法律实施、加强基层治理、强化守法普法力度等五个维度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智慧，提炼有益经验，推进城市法治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法治建设；社会治理

站在当前的历史节点回望过去，中华民族真切领悟到无数前人为了国家和民族兴旺所形成的思考，感受到蕴含在传统文化中的理想设计，并逐渐尝试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和重建。本文将视野缩小，试图按照现代社会的治理需求，从五个维度作为切入点，找寻传统社会治理的法治经验，为解决当前社会治理顽症提供些许启示。

一、注重立法质量：自上而下的因时变法、法律解释与自下而上的立法反馈

（一）纵向比较、因时立法是促进法律更新的有效手段

历代统治者最初立法时都会认真考量前朝立法的得失利弊，在继承的前提下进行变革：以前朝为鉴，确定新的立法重点；以前朝为鉴，调整律典的篇目结构；以前朝为鉴，修改律典的当代内容。

现代社会在地方立法的过程中，虽然立法主体、立法层级与传统社会不一样，但是纵向比较、因时立法的精神是需要延续的。以南昌为例，作为江西省内最早拥有地方立法权的设区市，自1989年至今，南昌共出台地方性法规263部，其中失效56部，修订67部，现行有效116部。其中，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和城市管理需要，适时制定了《南昌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南昌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等众多法规，但在许多领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如预付式消费领域应该如何立法维护消费者权益、光伏设施管理规定缺失、市政公用服务收费标准不明等。因此，因时制定、完善地方法律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独具特色的法律解释是加强法律适用性的有力工具

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解释萌芽于先秦、发轫于秦汉、蓬勃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衰弱于宋元、终结于明清。中国古代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运用的形式和方法是多样的，但目的是相同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向社会民众准确地阐述法律本意，利于法律实践。

我国当代法律解释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虽存在着大量问题，但研究者鲜少挖掘古代法律解释中蕴含的宝贵历史资源：从法律解释主体上看，古代法律解释主体明确、一元，只有国家有权对法律文本进行统一解释，就避免了“释出多头”“一法多释”的情况存在；从法律解释形式上看，古代法律解释全面系统，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文本，避免各类指令频出；从法律解释的内容上看，现代法律解释应该更加清楚地解释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保证司法实践中的精准运用。

（三）立法修律、比附判例是立法反馈的灵活渠道

成文法所调整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在法律的实际适用中，类推比附就不可避免。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并未明确分开，所以自下而上的立法反馈主要通过司法判例表现出来。古代的判例让基层的司法实践经验能够逆流向上，上升为国家所认可的成文法，不仅丰富了法律规则，也使得基层民情民意成为法律语言的一部分，使法律更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回归现代，比附判例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在法律的缺失领域，运用比附判例的方法不仅能够统一法律的实施幅度、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任意发挥，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实施领域，相似案例的叠加积累，能够逐渐凸显重点立法方向及该方向的立法重点，让这一领域的民意有机会上升为立法内容。比如，自2004年起，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就开始向社会民众征集立法建议项目，就是让社会民众参与立法过程，充分发挥民智、体现民意，自下而上改善立法质量。同时，通过南昌本土的12345、市长热线等平台，将日常民众反映较多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对法律进行精细化的立、改、废，释，也能让立法工作更加精准、更富生机。

二、优化营商环境：对官方与商户进行双向约束

努力改善城市营商环境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南昌为例，在营商环境领域还存在政府不兑现或虚假兑现招商政策、合同不履行、账款支付不到位、官员贪腐破坏市场公平等诸多问题，因此，传统社会的约束措施值得借鉴参考。

（一）建立较为完善的交易管理体系

唐朝法律制度中对边贸管理做出了规定：“诸外藩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司。官司先与番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1]。”由此可见，政府对于市场的建立、设置和交易规则均做出细致规定，管理也较为细致、严格；宋朝以前实施坊市制，交易场所四周设有围墙，开两扇或四扇门供人们出入，商店依四面设立，按业经营，不能破墙开店，市中间设立官衙，置鼓，晨聚夕散，市门定时关闭。并且对交易价格、质量、度量衡都做出严格管理[2]。清代法律中制定了对“市霸”行为的惩罚措施。

（二）实行严格的经济法律责任追究制

在规范官员行为方面，如宋朝便限制官员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