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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渔业补贴纪律执行中的监测与透明度缺口——基于2023年WTO渔业补贴协定首次履约报告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二〇二二年达成的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是全球海洋治理和贸易规则制定的历史性突破，旨在遏制导致全球鱼类种群崩溃的有害补贴。然而，协定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其监测与透明度机制的有效执行。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渔业补贴协定》新设定的透明度义务与二〇二三年各成员提交的“首次履约报告”进行比较分析，系统性地诊断全球渔业补贴纪律在执行初期所暴露的深刻监测与透明度缺口。本研究采用政策文本分析与比较制度分析的定性方法，解构了协定第八条的透明度要求，并将其与二〇二三年各成员在既有《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框架下提交的通报实践进行对勘。

核心发现表明，一个系统性的“透明度赤字”正在固化：首先，二〇二三年的通报在覆盖率、及时性和数据完整性上延续了ASCM框架下的长期积弊，大多数成员未能通报或极度延迟通报；其次，最具危害性的补贴类型在通报中被普遍“战略性模糊”或遗漏；最后，协定新设的特定信息通报要求，与成员国现有的国内监测能力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本研究结论认为，这一透明度缺口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赤字”和主要补贴大国的“政治意愿赤字”的双重困境。若不通过强有力的技术援助和独立的监督机制来填补这一缺口，新协定将重蹈ASCM的覆辙，其纪律约束将因“不可监测”而“无法执行”。

关键词

渔业补贴；世界贸易组织；透明度缺口；监测与核查；补贴通报

二、引言

全球海洋正面临一场“公地悲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鱼类种群正遭受不可持续的过度捕捞，这一比例在过去四十年中增长了两倍。导致这一生态灾难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被广泛认为是各国政府提供的巨额有害渔业补贴。据估计，全球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的补贴，极大地扭曲了市场信号，催生了过剩的捕捞能力，使得商业船队即使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也能继续进行破坏性的捕捞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呼吁取消此类补贴，使之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经济治理交叉领域中最紧迫的议程之一。

在此宏观背景下，经过二十余年的艰难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在二〇二二年第六月举行的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历史性地达成了《渔业补贴协定》。这是世贸组织历史上首个完全以环境可持续性为核心目标的多边协定，被视为多边主义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一次重大胜利。该协定严格禁止成员提供助长“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的补贴，禁止补贴用于捕捞已处于“过度捕捞”状态的鱼种，并对在无管制的公海捕捞提供补贴施加了纪律。

然而，国际协定的生命力不在于其文本的雄心，而在于其执行的效力。对于《渔业补贴协定》而言，其所有实质性纪律的执行，都高度依赖于一个前提：监测与透明度。即，一个成员国如何知晓另一个成员国是否在补贴“非法”捕捞？这就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及时、准确、全面地通报其渔业补贴政策。协定第八条因此成为整个协定的“牙齿”和“眼睛”。

协定通过后，二〇二三年成为检验各成员国履约意愿和能力的“首个压力测试期”。尽管协定本身尚未正式生效，但其设定的透明度标准已经成为全球规范。各成员在二〇二三年仍有义务按照既有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二十五条提交其年度补贴通报。这些在AFS新标准“阴影”下提交的“首次履约报告”，构成了评估全球渔业补贴透明度现状、诊断新协定未来执行障碍的最佳经验窗口。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渔业补贴协定》新设定的透明度要求，与其通过后的首个履约周期所展现的现实之间，存在多大的“透明度缺口”？这一缺口是技术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它将如何系统性地威胁新协定三大核心纪律的有效执行？

本研究的目标设定为：第一，通过文本分析，解构AFS第八条所设定的“新透明度标准”及其相比ASCM的“增量”要求。第二，通过对二〇二三年WTO补贴通报数据库的分析，实证性地评估各成员的通报实践，诊断其在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上的系统性缺失。第三，基于“缺口”分析，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制度性、政治性根源，并评估其对协定未来执行力的潜在冲击。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将回顾关于有害补贴、WTO治理与透明度机制的文献；第四部分阐明本研究的制度分析与比较方法；第五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将详细呈现“新标准”与“旧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并深入讨论其双重根源；最后是结论与展望。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横跨环境经济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三个领域，核心聚焦于补贴纪律、WTO治理机制以及透明度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第一类文献，是关于有害渔业补贴的经济学与生态学分析。该领域文献是《渔业补贴协定》谈判的科学基础。学者们通过复杂的经济模型和生态数据，系统性地识别了不同类型的渔业补贴，并量化了它们对“过度捕捞”和“捕捞能力过剩”的“有害”影响。特别是关于燃料补贴的研究，被认为是规模最大、危害最深的补贴形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