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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始人控制权保持机制的构建综述

目录

TOC\o1-3\h\u24072公司创始人控制权保持机制的构建综述 1

251451.1法律强制性边界的软化 1

145201.2创始人控制权保持契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 3

248231.3法治与自治对创始人控制权保持的融通 4

97751.4《公司法》法律条文和章程内容的修改 6

64271.5《科创板上市规则》的创新尝试 7

迄今尚不存在任何一种公司治理制度被证明是最具竞争力的模式，不同的公司类型需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中“同股同权”和“一股一票”原则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维持控制权和创始人保持控制权的羁绊。我国法律应当与时俱进，软化法律强制性的边界，修改相关条文，为公司创新治理机制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

1.1法律强制性边界的软化

1.1.1公司章程自治的优先性考量

不难看出，中国民营公司的“历史秉性”和经济背景决定了公司章程自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家族委员会”和“家族宪法”在企业内部很好适用的案例启示下，创始人通过章程自治保持自身控制权具有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公司章程是明确企业各个机构之间权责利的内部性规则，本文也已经在第四部分阐述了公司章程内部性规则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公司可以自愿向工商部门提交、备案“家族宪法”作为公司章程的有效补充。笔者建议，“家族委员会”模式可以适用于上市前后有可能失去绝对控股地位的民营企业，以“委员会”的形式作为公司事务的决策组织，通过会议、投票、决策机制表达创始人团队的意愿，确保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不仅可以解决民营公司“一言堂、夫妻档”等弊端，还能维持创始人的控制权。

当然，承认“家族委员会”和“家族宪法”的合法有效需要对《公司法》相关条款进行修改，使公司章程的形式、内容等自治空间进一步扩大。但是公开的内容也应当有所规定和限制，予以公开的应仅限于“创始人在公司的任职资格与监督考评、任职的权责利、表决决策方式、股权转让的特别约定、创始认身份的特殊保护”。其中，“家族宪法”和“家族委员会”对于“涉及公司事务”的内容应当体现在公司章程中，或单独作为备案。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为家族宪法涉及的家族内部之间转让股份的合法性埋下了法律支持的伏笔。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是一种可以有效平衡各方主体，有利于公司发展的新机制。从股东角度而言，合伙人制度体现了股东对创始人的充分信任，它有效解决了传统两权分离下委托经理人治理公司的信任危机，还能实现部分股东仅希望获得公司收益的单纯想法。从创始人角度而言，“合伙人制度”有效解决了公司融资上市后控制权丧失的难题，保障了创始管理团队对公司的控制权及个人利益。同时，企业内部的权责分配和决策制衡也能通过合伙人制度进行有效的规制

笔者认为，企业创始人控制权的保障是企业的核心，也是企业所有者选择现代治理机制的动力，合伙人制度可以满足企业对“产权清晰”和“权利保障”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这个基本要求就是在不伤害利益相关者的条件下，相关利益者之间达成统一意见，完成公司内部制衡的机制，保障创始人的权益的现代治理机制。这与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不谋而合，哈贝马斯商谈原则为：“有效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参见[德]

参见[德]哈贝马斯：《学术前沿·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3?版，第132页。

1.1.2适度放宽《公司法》一股一票原则的限制

公司法的性格影响着公司章程的性质。在契约说、自治法说、宪章说、权力法定等学说中，自治法说被我国多数学者采纳。公司章程的自治法说既强调了公司章程的“自治”性，又突出了公司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参见朱慈蕴：《公司章程两分法论——公司章程自治与他治理念的融合》，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第11页。但是从中外商人、公司和公司法历史的角度分析，根据时代的变迁和政府调控管制力度的增强，原来以商人自治法为主旋律的公司法已经变为了以立法者的强制介入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参见曾宏伟：《公司法变迁中的商???

参见朱慈蕴：《公司章程两分法论——公司章程自治与他治理念的融合》，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第11页。

参见曾宏伟：《公司法变迁中的商???》，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

公司治理问题不应该属于公司法强制性管制的范围，公司治理结构没有规范性模板，其应当是一家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摸索适合公司自身的方法，而不是被公司法框架束缚住手脚，不敢大胆创新，一味沉溺于“形式主义”。随着经济环境的国际化与市场化，我国发展势头迅猛的企业纷纷赴海外上市，数据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对国内营商环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