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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经济学视角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效应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现代侵权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功能

已远超传统的损害填补，而被赋予了惩罚与威慑的特殊使命。本文旨

在从法经济学的核心视角，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行系

统性分析，深入探讨其作为一种法律规制工具，在引导社会主体行为

时所产生的激励与约束双重效应。本研究主要采用规范分析与经济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理性人假设、成本效益分析以及最优威慑理论

等法经济学基本分析工具，对该制度的运作机理进行理论推演。研究

发现，惩罚性赔償制度的核心激励效应在于，当侵权行为被发现并追

责的概率低于百分之百，或侵权所造成的社会总损害难以被完全量化

为补偿性赔偿时，它能够通过设定一个高于实际损害的赔偿额，来有

效弥补补偿性赔偿在威慑力上的不足，从而激励潜在侵权人投入最优

水平的预防成本，将社会总成本降至最低。然而，该制度亦存在显著

的约束效应，即过度或不当适用可能导致过度威慑。当赔偿金的计算

缺乏明确、可预测的标准时，可能会过度抑制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与

商业活动，增加市场交易成本，并引发不必要的诉讼，从而损害社会

整体福利。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是一柄双刃剑，其制度设计的关键

在于实现激励与约束之间的精妙平衡，应当将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于

具有高度可责难性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并建立清晰的裁量标准，

以确保其在实现有效威慑的同时，避免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不必要的

负面约束。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法经济学，最优威慑，激励机制，制度效率

二、引言

在传统的私法领域，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原则，即赔偿的

范围以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限，其核心功能在于救济与补偿。然

而，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特别是面对那些具有高度主观恶

性、可能造成广泛社会危害但个体损失却相对较小的侵权行为，如产

品欺诈、环境污染、知识产权恶意侵权等，仅仅依赖补偿性赔偿已显

得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旨在通过对不法行为人施加超越实际损害

的经济制裁，以达到惩罚与威慑目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全球范围

内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食品安全法到新近的民法典，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领域也在稳步拓宽

，这标志着我国的民事责任体系正在从单一的损害填补功能，向着兼

具社会治理功能的复合型体系演进。

这一制度的扩展，不仅是一次法律技术的变革，更深层次地，它

代表了国家运用私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调整行为激励的一种重

要尝试。它承载了遏制恶意侵权、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弱势群体以及

提升社会整体安全水平的多重政策期望。然而，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

实施，都如同在社会这部精密的机器中置入一个新的齿轮，其运转必

然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联动效应。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赋予司法系统强

大惩戒武器的同时，其高额的赔偿金也可能成为悬在市场主体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对其社会治理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

便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学术与现实课题。

传统的法学研究，多从道义、伦理或法律教义学的角度，论证惩

罚性赔偿的正当性与适用要件。这些研究无疑是深刻且必要的，但它

们往往难以对一项法律制度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具体地影响人们的行为

选择，以及这种影响最终将导致何种社会福利的增减，提供一个具有

量化分析与预测能力的框架。正是在此，法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独一

无二的分析视角。它将法律规则视为一种激励机制，将社会主体视为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不同法律

制度的效率与社会后果。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法经济学的

视角看，惩罚性赔偿制度究竟是如何通过改变侵权行为的预期成本，

来激励或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决策的？其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实现对侵

权行为的“最优威慑”，从而提升社会总福利？又在何种条件下可能

导致“过度威慑”，反而抑制了社会经济的活力与创新？本研究旨在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性回答，构建一个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激励与

约束效应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为我国在未来的立法完

善与司法适用中，如何更好地运用这柄“双刃剑”，提供具有学理深

度的参考。

三、文献综述

围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学术探讨，在法学与经济学领域均已形成

丰富的文献积累。系统性地梳理这些研究，可以将其大致归纳为三个

相互关联的知识板块：传统法学对其正当性与功能的论证，法经济学

对其威慑机理与效率的分析，以及针对中国本土实践的适应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