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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老师最好欺负了

一、从”跨班打人”到”悬窗恐吓”：教育场域里的权力越界之痛

2025年2月，山西怀仁市第七小学的教室门后，五年级教师刘某某拽着儿子的手冲进六年级教室，对着被踢的王某某挥出的巴掌，打碎了校园本应有的纯净；5月，浙江瑞安马屿镇中心小学的三楼走廊边，数学老师林某某拎着10岁陈某某的身体探出窗外，悬在半空的孩子嘴角还挂着被扇的红痕；更早前的2024年11月，山东德州东城小学的讲台上，7岁男孩因踩脏地板被脱鞋扔垃圾桶，数学老师当众扇了20多巴掌；2025年10月，双寨学校的化学课上，学生因上课睡觉被教鞭抽打手掌，耳畔响起”驴都比你们聪明”的辱骂……这些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教育暴力事件，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心惊的图景——当本应守护成长的教师，变成了挥舞”权力”的施暴者，那些被欺负的孩子，该向谁寻求庇护？

这些事件的共性令人深思：施暴者均为在职教师，受害者均为未成年学生；冲突起因多为日常小摩擦（踢足球争执、水枪误喷、踩脏地板、上课睡觉），却被放大为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暴力碾压；施暴场所多为教室、走廊等公共教育空间，甚至有教师带着自家孩子参与”兴师问罪”。怀仁事件中，刘某某作为姜某某的母亲，将教师身份异化为”护犊工具”，把六年级教室变成私人”审判庭”；瑞安事件里，林某某面对学生误喷的水枪，用掐脖子、扇耳光、悬窗恐吓完成从教育者到施暴者的身份突变。这些行为早已超出教育惩戒的边界，本质上是成年人利用身份优势对未成年人的欺凌，是教育权力的极端滥用。

更值得关注的是事件造成的连锁伤害。怀仁被打学生王某某事后”晚上经常做噩梦”，瑞安陈某某经历的心理创伤可能伴随童年；德州7岁男孩光脚上课被羞辱，双寨学生因辱骂”对化学产生恐惧”。这些创伤不仅体现在身体上，更在心灵深处种下”强者可以任意欺凌弱者”的扭曲认知。当教师成为规则的破坏者，学生心中衡量是非的天平必然倾斜——目睹老师施暴的孩子会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被带着参与施暴的孩子可能形成”特权即正义”的价值观，这比任何教科书上的反面案例都更具破坏力。

二、“教育者”与”施暴者”的身份撕裂：师德底线的全面失守

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言行必须同时符合”教育者”和”成年人”的双重伦理要求。但在这些事件中，涉事教师的行为却呈现出令人震惊的身份撕裂：他们既是承担”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教育者，又是实施暴力的加害者；既是需要以身作则的示范者，又是规则的破坏者；既是受学生尊重的”师者”，又是让学生恐惧的”霸凌者”。这种身份的错乱，本质上是师德底线的全面失守。

从职业道德层面看，《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要求教师”关爱学生”，“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但刘某某跨班打人时，完全无视”关爱学生”的基本准则；林某某悬窗恐吓时，彻底抛却”保护学生安全”的职业责任；德州教师扇打7岁孩童、六安幼师用竹签惩罚幼儿，更是直接践踏”尊重学生人格”的伦理红线。这些行为不仅违背师德规范，更暴露了部分教师职业认知的错位——他们将教师身份视为”特权凭证”，而非”责任担当”，将课堂视为”私人领地”，而非”公共教育空间”。

从教育伦理层面看，教师本应是”教育性”的化身，其言行需始终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但在暴力事件中，教育性被彻底消解：刘某某的”护犊”行为，传递的是”以暴制暴”的错误逻辑；林某某的”反击”，展现的是”情绪失控”的负面示范；德州教师的羞辱，强化的是”权力压制”的不平等关系；双寨教师的辱骂，摧毁的是”尊重包容”的教育内核。当教育者的行为失去”教育性”，所谓的”教学”便沦为暴力的外衣，所谓的”管理”变成霸凌的借口。这种伦理的崩塌，比单个事件的伤害更深远，它动摇的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公信力。

三、从”个案频发”到”机制缺位”：教育监管的深层病灶

这些看似独立的暴力事件，实则折射出教育监管机制的多重缺位。首先是师德考核的”形式化”。尽管各校均有师德考核制度，但多数停留在填表、承诺、学习层面，缺乏对教师日常行为的动态观察和量化评估。怀仁事件中，刘某某作为五年级教师，其”护犊”行为是否早有苗头？瑞安林某某的”情绪失控”是否在过往教学中已有显现？德州、六安事件中的教师，是否在入职前就存在性格缺陷？这些问题的答案，暴露出师德考核”重结果轻过程”“重表象轻实质”的弊端。

其次是教育惩戒权的”模糊化”。2021年施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了教育惩戒的范围和方式，但实践中”惩戒”与”体罚”的边界仍不清晰。林某某认为学生喷水是”违反校规”，便采取”反击”；双寨教师认为学生睡觉是”破坏纪律”，便实施”抽打”；德州教师认为踩脏地板是”冒犯权威”，便进行”羞辱”。这些行为的背后，是部分教师对”教育惩戒权”的误读——将”维护秩序”异化为”维护权威”，将”纠正错误”扭曲为”发泄情绪”。当《规则》中的”戒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