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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校长关于纪念九一八事变国旗下的讲话

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的阳光穿过云层洒在旗杆上，国旗的红与金在风中舒展。当我们站在这里，脚下的土地依然温热，可七十六年前的此刻，东北大地的晨雾里正漫着硝烟。1931年9月18日，那个被刻进民族记忆的夜晚，沈阳北大营的枪声撕开了黑暗，也撕裂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三千万东北同胞在四个月内失去家园，三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国土被铁蹄践踏，四万万同胞在战火中颠沛流离。

此刻，我想请大家闭上眼睛，试着用耳朵“看”一段历史。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爆炸声刺破了秋夜的寂静；23时46分，日军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次日凌晨5时30分，沈阳城陷落。那一夜，东北军营地的灯光被炮火吞噬，张学良公馆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南京的指令；那一月，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相继失守，哈尔滨街头的白杨树在寒风中摇晃，树影里是抱头鼠窜的百姓和端着刺刀的日军；那一年，《松花江上》的歌声从关外飘到关内，“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唱到“流浪！流浪！”时，多少人在街头哭湿了衣袖。

同学们，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干巴巴的年份，而是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痛。我曾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见过一本1932年的日记，是一位叫陈淑珍的女教师写的。她在9月19日的日记里写：“晨起，校门被日军封锁，黑板上留着我昨天写的‘少年强则国强’，墨迹未干，却再无学生来上课。”10月5日：“邻居王大爷的儿子被抓去修工事，回来时断了一条腿，他说日本人用皮鞭抽他们，边抽边喊‘支那人，猪猡’。”12月24日：“今天去教堂领救济粮，看到几个日本孩子在玩‘抓中国人’的游戏，他们用绳子套住流浪儿的脖子，笑着拖行。我冲上去理论，被日本士兵用枪托砸中后腰，现在躺着写日记，疼得睡不着。”这本日记的最后一页停在1932年1月1日，她写：“窗外飘雪了，我教过的学生小柱子来送药，他说要去参加抗日联军。我摸他冻红的脸，他说‘老师，等赶走鬼子，我还要回学校听您讲课’。”后来，陈淑珍老师在1933年的大搜捕中被日军杀害，小柱子的名字出现在抗联第三军的烈士名单里，牺牲时17岁。

这就是历史的温度——它不是“十四年抗战”“三千五百万伤亡”这样的数字，而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牵挂，是一个少年对课堂的渴望，是无数个“陈淑珍”“小柱子”用血泪写就的苦难与抗争。

但同学们，我们纪念“九一八”，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不是为了沉湎于悲痛，而是为了传承“不屈不挠”的精神。

1931年的中国，积贫积弱。东北军有26万人，日军只有1.05万人，却因“不抵抗”政策一溃千里；1931年的中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的0.3%，全国铁路总长度不到1.5万公里，而日本的工业产值是中国的4.5倍；1931年的中国，文盲率超过80%，全国大学生不足4万人，而日本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是中国的20倍。落后的经济、薄弱的国防、低下的教育，让我们的民族在侵略者面前像一棵根基不稳的大树，轻轻一推就摇晃欲倒。

但1931年的中国，也有“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的血性。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啃树皮吃棉絮，与日军周旋五年；赵一曼在狱中被灌辣椒水、烙铁烫，仍对看守的女孩说“妈妈是为了革命而死”；东北抗联的战士们在零下40度的深山里，用单衣、步枪和冻硬的窝窝头对抗装备精良的关东军。他们用生命证明：中国人的骨头，折不断；中国人的志气，打不垮。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里，抬头望国旗，再看看眼前的校园——教学楼里有智能黑板，实验室里有3D打印机，操场上有塑胶跑道，图书馆里有电子资源。我们的国家，GDP突破12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4.2万公里，占全球60%以上；量子计算、北斗导航、载人航天领跑世界；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9.6%。曾经“飞机不够就飞两遍”的中国，现在有歼-20、运-20翱翔天际；曾经“石油靠进口”的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清洁能源生产国；曾经“被嘲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现在是奥运会金牌榜前三的体育强国。

但同学们，我们更要看到：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仍在持续，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未停歇。当某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当某些势力试图歪曲历史、否定侵略罪行，当“躺平”“摆烂”的消极情绪在网络上蔓延，我们更需要从“九一八”的历史中汲取力量。

什么是“九一八”留给我们的精神？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1931年，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抗日救国会”，每天清晨5点起床军训；上海的纱厂女工省下买菜钱捐给抗日部队；甚至连小学生都在课本上写“长大要当飞行员，打日本飞机”。今天的担当，是认真听每一堂